千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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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江西之所以滯後，在其他的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未能進行一次人文環境的大廓清。
江西的人文環境，在很長的時間裏，是與古代中國的要求相契合的。儼然一片顏色深似鐵的虯曲老藤，緊纏著中國社會並深入於中國人靈魂的宋明理學，幾乎通體都被打上了贛地的烙印。中國曆史上的大多數理學家們，都是在江西的鵑聲雨夢裏成就著他們岸然的道貌——
宋明理學，原稱道學，《宋史》中即有《道學傳》。其序裏說，兩漢以來，“得聖賢不傳之學”的道學開山鼻祖，首推周敦頤。他雖是湘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歲月卻在江西出仕，先後當過分寧主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昌知縣、虔州通判，最後任南康軍（今星子、都昌等三縣）知軍，終老於廬山蓮花峰下，並鑿池種蓮，著有《愛蓮說》。又建濂溪書院，看來他是真歡喜上了這片青山綠水，八十年代曾在書院遺址裏出土了一塊碑石，為他後人所刻，卻提到了他當年的一個交代：“餘之子孫，世代為江州人氏”。
周敦頤的承傳弟子，是河南人程顥、程頤兩兄弟，後者的父親曾在虔州（今贛南贛縣、興國等十縣）任上，與周交談，“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一百餘年後，一個叫朱熹的江西婺源人，於南康軍任上，也在這蓮花峰下一片“濯清漣而不妖”的花影裏神交了周敦頤，又獲程氏真傳。他其實並不心境恬淡，倒是一個頭上長角、身上長了刺的人物，在南康軍和隨後的其它地方官任上，不斷地對朝綱提出批評，在其所曆仕的四朝裏總有大大小小的杯葛發生，要不冒犯了皇帝，要不得罪了重臣。
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評價到：
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之交，中國麵臨著一段艱苦的局麵：一個龐大而沒有特長的官僚機構，無從掌握一個日趨繁複而多變動的社會，在全麵動員長期預算膨脹下，南宋已經險象環生。而以財政上之紊亂為尤著。朱熹指出這些弱點非不真切，同時他做地方官的記錄，也證明環境需要他破除陳規，以便對專門問題，找到合適的解決。他不強調這些技術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學半哲學的領域裏做文章，因此產生很多不良的影響。（《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
最終落得罷官回家、淒涼死後連宗祠也不讓進的朱熹，在死後的第二十四年即１２２４年，緊接趙昀登基號理宗之後，卻也一步登堂入室了，一個寂寞的亡靈，一下做了孔子廟裏又一尊紅光滿麵的菩薩。南宋此刻，更是燭影斧聲，距大歸的日子可謂一箭之遙，趙昀對朱熹昔日的批評絲毫沒有反應，但從曆史的塵埃裏揀起他的那一套半神學半哲學的東西，欣喜若狂，如擁天憲，將其追贈為太師外，還長歎曰：“恨不與之同時”。由此，孔子與弟子們的那些語錄式的對話，經過兩程和朱熹的闡述與發揮，成了網羅大千世道的正統儒學。
元朝，蒙古人馬上得天下。可那一身散發出羊膻味的彪悍勁兒，怎麼也攏不了普天下漢士子的心。一個名叫程鉕夫的江西人，上書元世祖忽必烈，勸其重用江南士子。果然是一條漢子的忽必烈，在貴族的一片反對聲中說：“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參用南人。”（《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鉕夫傳》）當即受到重用的程鉕夫，又薦舉了更多的江南士子得到任用。他們心有靈犀，第一想做的，便是不能讓已經有數百年曆史的科舉製度，在蒙古人的馬蹄下斷了香火。終於恢複科舉後，程鉕夫受命起草詔書。這是一個名氣不怎麼響亮，可其曆史作用無論從哪邊看都十分重要的江西人：他既為一個異族的王朝“保駕護航”；他又為在異族統治下的漢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保駕護航”。在詔書上，他寫明：考試專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內容出題，而答案則以朱熹對前者的注疏為標準。於是，隨著四書五經及朱熹集注，正式成為中國讀書人的必修科目，儒學徹底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識之中。此後，朱熹俯瞰著高照的香火下那一代代迤邐而來的士子們，冥冥之中將他們的血肉與精神統統投入到一個公司的股份中去，而他本人出任著這個無限公司的董事長……
贛地是程朱理學的淵藪，又是陽明心學的故園，後者的宗師是與朱熹同時代的江西金溪人陸九淵。如果說朱熹這家公司，掛的招牌是理學中的客觀唯心學派，那麽陸九淵的公司，掛的則是理學中的主觀唯心學派。淳熙三年（１１７６年），在鵝湖書院，兩者間曾有過一場轟動一時的論戰：朱熹宣揚“格物致知”，天下萬物各有其理，一物不格便缺一物道理，格物既可“格”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比如在其春日欣欣向榮中“格”出一派盎然生機，由此感知仁愛之“仁”，亦要讀書窮理，書也是物，“格”此物便是與聖賢交談，恭聽天理；陸九淵則以為堯舜禹三代聖賢輩出，民風醇厚，那時無書可讀，可見“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他注重發明本心、慎獨、靜坐冥，隻要以道製欲，去欲明理，“保吾心之良”，不必讀書，“人皆可為堯舜”。
似乎一向外，一向內。如同前者氣定神閑地端坐在孔子廟裏，卻遠不如孔子他老人家那樣注重身體力行，朱熹在所格之物中究竟能夠“格”出些什麼，實際上還是唯心的；而以為後者真不讀書也是皮相之論，陸九淵本人所辦的象山書院規模宏大，不但前後有上千弟子跟隨他，堪稱當時的北大、清華，而且考中了進士的也很多，要奔科舉而去，就不可能不讀書。據史料載，陸九淵去世後主持象山書院的是其學生彭世高，他便下山為書院買書，並造訪朱熹，向其求書。其實，兩家公司倒騰的，都是一種精神領域裏的暢銷貨——理學，早在他們那個時代便有人看出，朱陸之同遠大於兩者之異，“同於扶綱常，同於別義利，同於修己治人，同於愛君憂國。”（宋·吳子良《三先生祠記》，見光緒《江西通誌》卷七十三）
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間，即１５１６年，浙江餘姚人王陽明兩手都沒能夠閑著，一手是武的，麵對當地統治者聞風喪膽、乃至有巡撫之職也不敢赴任的贛南農民大起義，武宗授他為右都禦史、巡撫南贛汀漳，有提督贛南、閩西、粵北等八府一州的軍務大權，他威風凜凜，身先士卒，在兩個多月裏拿下八十餘處險拔的山寨，五千多被殺被俘者的鮮血，章水、貢水一般頓時漫過贛南的大地，這場延續數年、盤踞千裏的起義終於得以平息。一手則是文的，躊躇滿誌的王陽明，以自己眩目的戰績，在贛地迅速地完善並推開其心學哲學，將理學提領到了高峰，一時間在他的麾下，猶如姑娘在嗑著瓜子，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理學家，瓜子仁一般紛紛從江西各地跳了出來：
崇仁的吳與弼，餘幹的胡居仁，泰和的羅欽順，安福的鄒守益，永新的顏鈞，吉水的羅洪先，永豐的羅倫、何心隱……他們的著述極為廣博，據光緒《江西通誌》之《經部》裏的統計，明代有關《易》、《書》、《詩》、《禮》、《春秋》的注疏有４８９種，有關《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的注疏有２２３種。贛地幾乎成了心學的一統天下，直到清代仍有心學之餘波，如明亡之後隱居翠微山中講學躬耕、修身養性的“易堂九子”。
在“存天理，滅人欲”上，心學當然集朱陸之大成。但在唯心程度上，如果說陸比朱“左”，那麽王陽明比起陸來，還要更“左”。“唯心”並不一定就是個貶義詞，陸九淵有一名言：“若某則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又詩雲：“仰首攀南鬥，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無不展示了昂揚大氣的主觀世界下一種潔身高遠的人格氣象。王陽明更是強調要保持意誌的無比堅強，則必須將人的主觀能動性推至極處。日後王學傳到日本，與那個島國本土的神道教混在一起，成了以菊花和刀為標誌的武士道的精神源頭之一……
王學最致命的是，在明後期，其禪宗化大大加深，而江西正是禪宗的大本營。自六世祖慧能（６３８—７１３年）以頓悟對傳統禪學進行脫胎換骨以來，禪宗的五家七宗裏，贛地占了大部分——溈仰宗（湖南寧鄉的溈山，江西宜黃的仰山），曹洞宗（臨川的曹山，宜豐的洞山），楊岐宗（萍鄉的楊岐山），黃龍宗（修水的黃龍山）以及青原宗（吉安的青原山）。慧能一條有名的偈語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或者幹脆是他的一句話：風吹幡動，不過是人心在動，便叫無數個血肉身軀，用一襲深色的僧衣斷了諸緣，收掇起萬念，在江西的環山幽翠間將塵世與人生看空！在禪宗的濡染下，王學日益走向了空虛、貧乏和簡陋的絕境，如果說在這之前，它還有些修己治人的實學因素，可在這之後，它大抵上已經被半是玄說、半是臆語的空言所取代。
變儒教為儒學的程朱學派，與南禪化了的陸王學派，相依又相折為宋明理學的背影。很長的曆史時期裏，這個在江西的山川精氣間逡巡、在贛地的人文環境中婆娑的背影，如果可能勾勒的話，既能引熱血男兒“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吼一闕銅琶鐵板唱大江，又能讓更多的男人活得紙一樣蒼白、風一樣空洞、乃至鼠一樣猥瑣與貪婪；既能升華你燃燒你造化你成就你，又能麻木你癡迷你夢幻你毀滅你，它大約該是屬於一位年輕的女子，其膚色白皙，蜂一般的黑眸，深邃、熱辣而又濕潤，體態弱柳扶風，身上的綺羅氤氳出一片奢華與曖昧的氣息。這美，美得羸弱，美得陰柔，也美得狐疑。這份狐疑，直到９４年，一批知識分子發動贛文化的討論後，才比較集中有人將它拿出來抖一抖，去六月的陽光下曬一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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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中，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條分縷析——
所謂正統性。
理學之正統，即是以儒學精神為主體，它十分強調傳統儒者的生命價值：“修身、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十分推崇正道直行、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的儒家理想化人格。自然，這兩者都以中原文化的認同為原則。唐以來，尤其是入宋後，一代又一代贛籍知識分子，晏殊、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庭堅……擅長詩文，才華橫溢，不但是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且以安邦濟世的巨大熱情，成了北宋政壇上的重臣大吏。其中王安石，因其“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昂揚精神，被列寧稱之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而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以斐然的文彩，化作直衝牛鬥之墟的劍光，以讀書人悠然的采菊東籬，化作英雄俠客登高一呼的黃鍾大呂，更成了贛地士風的主旋律。
穿過七百年曆史的煙雲，在那麵已被戰火撕成破絮一樣的旌旗下，我們看見了一支冷兵器大多被打得卷曲了的隊伍。走在前麵的，總是曾經頭上戴著方巾的江西書生們：洪皓、胡銓、謝枋得、文天祥、劉辰翁……每一個名字，其實都是汗青上的一顆星辰，但國人家喻戶曉記住的，唯有文天祥。
南宋開慶元年（１２５９年），元軍攻占了鄂州（今湖北武昌），宦官董宋臣鼓噪遷都，一時間，整個京師為之。三年前即中高甲狀元、又為父守製三年的文天祥，正在臨安等候授職，他明白董宋臣係皇帝寵妃的兄弟，卻依然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並建議禦敵之計，未被采納。１２７５年，元軍東下，京師危如累卵。贛州雖在兩千裏之遙，在此任上的他不能坐視，組織義軍勤王臨安。有好心人勸道：“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他不無蒼涼地答道：“吾亦知其然也”，以身殉國之意溢於言表。次年任右丞相，被派往元軍營裏談判，遭拘押。逃脫後，流亡到福建，又發動起新一輪抗元鬥爭，此時臨安已破，宋恭帝正式投元，他的信念並未為之崩塌，胸中依然一壘鐵色礁岩，並執著地打出“社稷為重君為輕”、“君降我不降”的精神大浪。端宗景炎三年（１２７８年），他的隊伍彈盡糧絕為元軍所敗，他本人在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被俘。在縲絏大都（今北京）的三年裏，他經受了殘酷的肉體折磨，抵禦了誘人的高官厚祿，於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在柴市被害，時年４７歲。在他的囚禁地、後人辟為北京文丞相祠的庭院內，至今仍存一株傳說是他手植的棗樹，雖老態龍鍾，卻枝繁葉茂，金秋時節還能結出累累果實，且枝幹向南自然傾斜，大約與地麵成四十五度角。站在這北方的棗樹下，參觀者們莫不以為它深情留住的，是文天祥那一片至死不忘南方故國的魂魄……
人們能夠普遍地記住文天祥，並視其為一種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象征，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從贛州起兵勤王，到北京英勇就義，所經曆的一個個驚心動魄的事件，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場麵，尤其是他遭際的種種難以想象的艱難與困苦，他都及時地用詩歌記錄下來，收集在《指南錄》、《指南後錄》、《吟嘯集》等詩卷中，讓後人得以在熱淚潸潸中想象與觸摸。我想，他是一位極富有角色意識的人，但與人生舞台上一般自醉於小趣味的小角色不同的是，他以全部的身心，去始終自覺地塑造了一種舍身取義、正氣浩然的大角色，並讓其附麗於詩歌而光耀於史冊。每每讀到文山公最後寫於獄中的感懷之作《正氣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我就想起了另一位偉大的鄉賢，即二十世紀的一個有著中共黨籍的文天祥，也在獄中寫下的《清貧》、《可愛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