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的正統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也就是對中原文化的依附性。在中央集權製度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環境中，它有利於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民族危亡、抗敵禦侮的非常時刻，它更能激發起世人以恢複社稷江山為己任的愛國精神。但是正統的另一麵便是極端的排它性，往往表現於滯緩與保守，可平日裏你看不出來，它是一個在綠茵茵的草坪上雍容而又閑適地打著高爾夫球的闊佬；一旦社會發生起深刻的曆史變動，天下股掌於中原文化的固有模式有了轉捩，或者近代工業化正叭叭地敲打著小農經濟的核桃殼時，宛如大腹便便的雌魚在河裏下籽一樣，它就大批地產生著乘高頭大馬、舉起棍棒去彈壓新觀念新秩序的警察，還有麵容矜持得仿佛前五百年後三百年的事情都已洞曉一遍的一堆堆看客……而這，正是江西及贛文化自近代以來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方麵代表性的人物，莫過於江西奉新人張勳了——
後人提到他，多將其稱為“辮帥”。民國已經好幾年了，他不但自己刮得一片瓦青的腦袋上留著一條粗大的辮子，麾下的五千多官兵也都留了辮子，世人笑稱為“辮子軍”。他在安徽督軍任上，由時任總統的黎元洪專程請到北京，本是要讓他調停總統與靠著槍杆子掌握了北京政府實權的皖係軍閥段祺瑞的衝突，他則假鳳虛凰，金蟬脫殼，用武力裹脅隻有十二歲的溥儀戰戰兢兢坐上了金鑾殿，隨後他長辮下甩出一身蟒袍拜倒在地，領著一班遺老遺少，高呼萬歲，搗蒜似地磕頭。當天，他發布“上諭”：改民國六年７月１日的這一天，為宣統九年５月１３日。中央設議政大臣、內閣，各省督軍改稱巡撫或總督，而他本人為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後人回眸這段僅僅十二天裏便成了一枕黃粱的曆史花絮，大概都會視其為那鼻子上抹了白粉的小醜們上演的一出複辟鬧劇。
但“辮帥”的腦海如一口鋥亮的鐵鍋，搜刮不來半點油星似的小醜意識。張勳絕對以為自己是個解社稷於倒懸的偉丈夫，上演的是一出風雲變色、江山注目的正劇。有材料表明，複辟失敗後，段祺瑞達五萬人的“討逆軍”，向駐紮在天壇的“辮子軍”發動了強大進攻，張勳在京的親友們擔心他的命運，勸其早日解除武裝，到外國公使館請求保護，他麵色凜然答道：
“本人圖謀複辟，非為一己之權勢利祿，實欲賭出個人的生命，扭轉乾坤。且國家元老徐世昌、副總統馮國璋及各省督軍等都早已表示讚同，本人隻不過是付諸實行而已。至於共和政體之前途大不可為，段祺瑞本人恐怕也從其自身的痛苦經驗中知道得很清楚了。故諸君與其致力於張某生命財產之保護，倒不如力勸段氏讚成複辟。隻要段祺瑞讚成複辟，張某既不要政權，也不要兵權，但願潔身遠引，退居泉林，雖死無憾。”
在此期間，消息不斷傳來，段軍已節節逼近張勳在南河沿的住宅。他卻聲色不動，一本初衷。不但自己決心一死，也不準攜來北京的妻兒離開他，大有一家人共赴黃泉之意……（參見《近代史資料》總第３５號《張勳與佃信夫》）
這類拘古不化的死硬派，在江西還有一個很突出的胡思敬。此人為南昌人，字瘦篁，晚號退廬。清光緒年間先後做過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禦史。民國成立後，“歲出遊無定止”，與蜷伏於各地的圖謀複辟人物暗中聯係。在“辮帥”穿了一身蟒袍的日子裏，他被授予副左都禦史，可未等到職複辟已成泡影。胡思敬一生著述頗豐，有《退廬文集》、《退廬詩集》、《戊戌履霜錄》、《九朝新語》、《國聞備乘》四卷等。後一部書，是在京都十年的從政生涯中，他利用“趨職之暇，時有所紀”的成果，其中“見而知之者十之七八”，不啻於一部現場的目擊紀實，其史料價值顯然為一般的野乘稗史所無法比擬。如同要感受維新中堅們那救亡圖存的強烈憂患，盛倡革故鼎新的戰鬥激情，後人們應該去看看浙江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廣東人梁啟超的《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湖南人譚嗣同的《仁學》，福建人嚴複的《原強》……而想要了解，與此同時守舊派又尤其是保守官僚們，對於戊戌變法的不滿與攻擊，後人們倒必須看看胡思敬的《國聞備乘》——
盛宣懷辦洋務三十餘年，電報、輪船、礦山皆歸掌握，攬東南利權，奔走效用者遍天下，官至尚書，資產過千萬，亦可謂長袖善舞矣。
本朝最重科目……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婦人不敢躡紅繡絲履，否則嘩然訕笑，以為越亂。新翰林乞假南歸，所至鼓吹歡迎，斂財帛相贐，千裏不齎糧……今不然矣。諸生焚棄筆硯，輾轉謀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貲，俗名“張羅”，商賈皆避匿不見。科舉廢，學堂興，朝局大變，蓋不獨江西為然也。
凡文士輕率浮躁，好為大言，建奇策，欲以功名自見，用之不慎，皆足以誤國殃民，其失職無聊者尤可懼也。陳寶箴以信用梁啟超而敗，翁同和以信用張謇、文廷式而敗……當新政盛行，各督、撫奉承新事，奔走急急不暇，其實皆三五少年狡獪之技。天下興亡，不亡於長槍大劍而亡於三寸毛錐。籲，可怪矣！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專製一言為口實，其實誣也。總管太監李蓮英有養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戶、兵、刑、工部候補，亟請於孝宗謀實授。一日，刑部尚書葛寶華入見，孝欽以福海托之，寶華曰：“與以小烏布則可，補缺當遵部例，臣何敢專？”孝欽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魯伯陽進四萬金於珍妃，珍妃言於德宗，遂簡放上海道。江督劉坤一知其事，伯陽蒞任不一月，即刻罷之。是用人之權，君主不能專也……孝欽初興園工，遊百川、屠仁守先後入諫，幾罷者數矣。李鴻章等雖善迎合，不能不借海軍報效之名，掩飾國人耳目。是用財之權，君主亦不能專也……
從譏諷盛杏蓀辦洋務，到痛惜科目盛景不再，從抨擊朝臣延攬不當，到不厭其詳辯君主專製之誣……舉凡那些令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呼呼生氣的日子，對胡思敬來說，都像是有條繩索勒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的又一部《戊戌履霜錄》，書名便滿透著沁骨的寒氣。這絕對是個沒有摻水的原裝漢人，可也絕對是個滿清腐朽王朝的鐵杆保皇派。
贛人崇尚節義，重視名分，忠於朝廷。雖然時代不同了，但流風所布，深入後人。“文革”的狂風暴雨裏，在一個群情幾近脫韁野馬的中國，不但靠邊站的陳雲放在江西，被打成了“第二號走資派”的鄧小平也放在江西。政治上如蛋一樣毫無防禦力的鄧公，在贛人中卻安然無恙，日後得以三度出山，在祖國的高原大水間寫下他生命最精采的華章，這或許不能不說是諳熟贛地民風的周恩來當初的一番深謀遠慮。
贛人再加上性格上的“倔”，其負麵影響便是曆史因襲沉重，不諳時務的變化，卻極其敏感於“異端”的蛛絲馬跡，並努力將其殲滅於萌芽狀態，宛如“文革”初期的中學生，誰能夠發現更多的階級敵人誰又下手力氣最大最狠，誰就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還記得八十年代中期，不少省市在努力抓著非國有經濟的成長，在江西則幾乎是一塊空白。人們滿懷著深厚的階級感情，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去為老區脫貧。自然，這在政治上，遠比花心血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外商身上保險，也能讓從江西出去的老同誌們感到欣慰。但在江西的整體經濟力量沒有得到根本改觀、新的經濟增長點沒能培育出來之前，所謂老區的脫貧，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緣木求魚……
來自北方的聲音，總是在贛地的山水間得到最快地回響，而其它的一些地方，那聲音或許會拐個彎，視當地的情況過濾一下，或修正它，或篩減它。據說有一年，要在農村開展“社教運動”，各省市中有三種情形：一是廣東、山東等省鑒於本省實際情況，打算延遲一年後進行，這一延遲便拖過去了。二是上麵布置後，即開始搞第一期“社教”。三則是江西和少數幾個省，在別人搞第一期之時，已經開始搞第二期了，而且在一些農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幅標語，早就赫然寫在了牆上……
贛地難開新的風氣，難推新的境界，身心俱在一天天地老去，卻嗅不到自己老去的氣味；即便偶爾有點失落，但一看別人的新與年輕，為時下一個頭發蓬鬆卷曲還漂染成棕啡色、身上是一款低胸露大腿的迷你裙的女子，心態便一下有了平衡，臉上也煞是端莊起來，儼然以為在貞操觀上自己高尚得有資格去做後者的姥姥。隻有在新的風氣繞開了江西，沿湖南湖北和福建、浙江兩廂，抵達了中原，又和滬上冉冉而來的吉光片羽相彙合，蒸騰起閃耀著金箔一般光芒的強勁的季候風，並再度返回南方時，在贛地，才能聽到一串串無形卻結結實實存在的鎖鏈砰砰落地……
但這時，卻有可能失去發展的最好時機。比如，到了九十年代，麵對各省市的經濟效益總量中，國有經濟的成分不斷下降，非國有經濟成分持續上升的局麵，江西的上上下下才像一隻睡醒了的鵪鶉一樣，從過濃的意識形態的晨霧中，急迫地揚起了腦袋，骨碌碌地轉開了眼睛。然而，當別人的非國有經濟，已像一頭頭壯碩的大鳥在市場上撲撲搶食，哪怕是要在這有限的資金、人才、技術和產品市場上塞進去一隻鵪鶉的腳，對江西也不會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19
所謂包容性。
宋明理學，加上之前的孔孟之道，兩千年以來，一代代的士子文人勾沉微言，闡述大義，注前人未注，疏後人難疏，可謂窮極心理，皓首牖下，樂此不疲，前赴後繼。再有，宋明理學本身也有這股勁頭：雖不能用兩副線圈一根鐵棍去發現電磁感應，朱子卻能夠以陰陽五行去格盡天下萬物，陸九淵更是號稱“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於是，便給了很多人，至少像我這樣國學根基不過是一根豆芽菜的人，在很長一段時期裏一個這樣的印象，它們大概囊天括地，豐宏得當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文化遺產的主要部分。可終有一日，在對贛地曆史命運的一番思索之中，卻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對老祖宗的大不敬之心，所謂的包容性，在始作俑者那裏就是一片海市蜃樓，其實理學是很狹窄的，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排斥自然科學，而作為理學老巢的江西，對於自然科學家的冷漠與鄙視，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一個饒有趣味的例子是，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是在明萬曆年間到的南昌。與歐洲早期或日後殖民主義者們那種目空一切的優越感不同的是，他處處謹小慎微，不敢造次，對排他性極強的中國社會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當然視傳教為頭等重要的事業，卻又看到這時在中國“不但不是收獲季節，而且連播種季節都不是”，尚隻是篳路藍縷的拓荒階段。專製政體最怕朋黨結社，“假如我們聚集很多教友在一起祈禱開會，將會引起朝廷或官員的猜忌”，如果不顧一切去“公開宣講福音”，“其結果是將失去目前已受洗禮的少數教友。”利馬竇為自己第一步所設計的公共關係形象是，盡力介紹有可能讓對方接受的科學技術，因“這些工作及其他類似的科學工作，我們獲得中國人的信任與尊重”，“就是在這些科學的工作上，我們也盡量把天主的要理與教會的規律滲入其中”（見餘三樂《利馬竇在江西》）……
在南昌，一位西方人讓中國人在一片瞠目結舌中第一回聽到了另外的聲音：地球是圓的，在這個碩大無朋的球上不存在一個可稱是中央的國家。利馬竇繪製了好些幅世界地圖，在圖上畫出了中國的位置，又用玄武石製作了幾架非常精致的日晷。中國古代雖然早就會製作日晷，但因為沒有地球的概念，標不出緯度，不管是放在昆侖山上，還是放去吐魯番盆地，那斜麵一律傾斜３６度。利馬竇做的日晷下方注有“此隻適用於南昌”的字樣，其斜度恰好與南昌的緯度——２９度相符。在這之前，南昌人大抵隻是在《滕王閣序》裏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是“星分翼畛，地結衡廬”。此外，１５９６年９月的一天，這位神父還為南昌人準確地預報過一次日蝕。
神父將日晷和世界地圖作為禮品，先後送給了江西巡撫陸萬陔、南昌知府王佐和建安王、樂安王兩位皇親。接見中，巡撫大人問起利馬竇日後的去向時說：
“何不留在這座最出名的城市，我們住在一起呢？”他答道：“我當然十分高興留在這裏，假如你給我必要的許可。”巡撫當即表態：“那就務必留在這裏，你已經得到了我的許可。”兩位皇親均邀請他去王府作客，回贈給他高級的絲綢和銀器。一時間，他的名聲傳遍全城，社交圈子滾雪球似地擴大，總見各種人帶著禮物來拜訪他，他也一一回訪，乃至於“我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而有些時候又不得不上頓接著下頓地赴宴，“幸虧我有一個健康的胃”，“神聖的宗教日課，也隻好等到夜間念了”……（《利馬竇書信集》）
這一切，卻並不意味著利馬竇公共關係策略的成功。他送出去的那些日晷，
大概隻成了案頭上官員們把玩的小擺設，城裏城外的風水先生依然抱著羅盤在行堪輿之術，南昌拒絕了他送來的科學思想。相反，這座城市不怒自威、潛移默化地改造著他，他穿了一件深紫色綢質的長衣，衣襟、袖口上鑲了淺藍的色邊，腰間兩條帶子一直飄飄欲仙地垂到腳上。當他也乘一頂自己買的綢絨遮蓋的轎子，去和士大夫和官員們見麵，在互相一次次的打躬作揖後，常常得正襟危坐，聽著後者滔滔不絕地宣講理學經典……
南昌人歡迎他，他的名字並像一個難以破譯的神秘讖語處處為人們所提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神父那顆一頭金發覆蓋下的腦袋。在一次官員們為他擺設的宴會上，“我與他們打賭，任意寫多少中國字於一張紙上，彼此不必按一定的程序，隻要念一次，我就可背出它們來，一如所寫的程序一樣。”“我念完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