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當今的贛人，又尤其是贛文化人很值得思忖的一個文化現象——
五十多年以前，走出了故土層巒迭嶂的幾十位青年老表，團結而又各司所長，執著如牛而又熱情似火，以“看滇池金波蕩漾，西山白雲蒼蒼”為胸襟，以“願後生有為，先賢勳業共輝煌”（以上引自《天祥校歌》）為己任，硬是從昆明南城腳下原本破爛不堪的“江西會館”開始，辦出了一所堪稱抗戰時期國內教學水準首屈一指的中學，有數字為證：１９４６年，南京政府教育部舉辦了抗戰勝利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出國留學資格考試，在全國七年來大學畢業的精英幾乎都參加了的這次考試中，總共１５塊金牌獲得者裏，有１０人是清華或西南聯大畢業生，而在這之中，又有４人是天祥的師生。
當時，大後方不少黨國要員的孩子，都以進天祥為榮，諸如國軍總參謀長何
應欽的公子便在此就讀……解放後，天祥中學更名為昆明第十一中學，直到今天，其優良學風和較高的高考錄取率，仍在市民中有口皆碑。
這幾十位青年老表，不但在異鄉弘揚了贛地綿厚的辦學重教傳統，更標識了一種既無半點自傲又無絲毫自卑、既包容四方又吐納本我的自由心態。
今天的贛人，又尤其是贛文化人，有沒有這樣一種大氣似寥廓萬裏霜天的心態呢？說實在話，直到今天為止，開起有關振興贛文化的會上，總是口若懸河的知識分子們，自然包括鄙人在內，在異質文化的衝撞與同構中，尚沒有拿出一個足以讓贛人充滿自豪感、讓贛地增強凝聚力的文化工程。雖然也有人走去了外地，他們之中不乏優秀人才，但他們的離去在某種程度上，隻反映著贛文化的流失。據我在海南、廣東等地的了解，在異地的他們也少有來往，正如有人形容的，彼此的關係像刺蝟，不能靠得太近，靠得太近了，就會相互傷害……
父親，知子莫若父，祖父對你的擔心不無道理——
在天祥中學時，你給學生上的是國文課，卻在課堂上講起了馬克思、唯物論和辯證法，這是你的“業餘愛好”，曾讀了這方麵的不少書籍。你以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而科學就應該在課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學生們沒有誰去告密，他們聽得眼裏天高地闊，胸中星駛雲奔，但下巴上剛剛長出茸茸軟毛的青年人，一旦興奮起來，總有講漏嘴的時候。
特務機關嗅到了什麼，他們來到天祥，校長鄧衍林趕緊出來接待，他是西南聯大教育係畢業，辦教育很有一套，把西南聯大的優良學風推廣來了天祥，且有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兼蓄包容、愛護人才之風範。特務們咬定，你敢在課堂上肆無忌憚地宣揚“共匪”革命之理論，必是共黨分子無疑！
鄧衍林笑道：胡正謁這個人我了解，不過就是一張嘴喜歡誇誇其談，共產黨哪會要他？他們要搞什麼活動，可是魚不驚，水不跳……
憑著天祥在昆明的廣泛影響，鄧校長常常周旋於達官要人們中間。他的話，即便是笑說，可還是讓特務們感到了一定的分量。你得以有驚無險地離開昆明，於４５年８月，應聘去了東北大學法律係。次年８月，你被晉升為副教授，這時你隻有２８歲。
１９９６年８月，從廈門大學法律係主任位置上退下來不久的何永齡教授，來到南昌看望你。他的中學時代是在南昌一中度過的，嗣後，他在《南昌一中老校友通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敬訪老校友胡正謁》的文章，文章的落款是１０月１６日，遠在廈門的他，決沒有料到，此時你已經因為摔交而左股骨錯位，先送醫院又回家中，臥床不起已近一個月了……文章中提到：
胡老師原在東北大學任教，１９４７年才轉廈大任教。胡老師為我們開的課為法理學，１９４８年後也開過刑法課。胡老師學識淵博，他是老北大，當時北大刑法名教授蔡樞衡對胡老師十分愛惜，胡老師又是蔡教授的得意門生……胡老師給我們上課，講法理學，首先是講時代背景，再論述每位法學家的法學思想，其中均首先講清每位法學家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對每位法學家思想均是以曆史唯物觀點，作出精辟的分析和評價其在法理學中的地位。我在學習中初步領會馬克思主義，是由此開始的……
胡老師在中國法學界是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先驅之一，我們作學生的，受益良多，法學成為科學，什麼才是法學，我才有所了解……我們受到他的教誨極深，胡老師在廈大時，廈大地下黨同誌也十分尊重他，我也常去送進步的書刊或報紙給胡老師看，如送毛主席著作《將革命進行到底》、《新民主主義論》等小冊子，胡老師也非常認真地閱讀，在那時，有這樣的老師是極其難得的。
父親，由此看來，熱愛祖國，擁載真理，熱忱於新思想的傳播，不滿於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及腐敗政治，在你是一貫的，而這確有可能讓你毅然走向當時社會的反麵……
大約是６１年春末夏初的一個傍晚，下放在進賢縣一個養殖場監督勞動的你，進了縣城民和小學，來看望在此住讀的三個弟妹。剛剛看了《青春之歌》的大妹妹，問你：這長篇小說裏寫的，不就是你們這代人的事情？當時，共產黨在大學裏的活動，是不是像小說裏寫的那樣如火如荼？
你說：它略微要比我進北大早上一、兩年，進去一年後我們就南下了。在我的印象裏，黨的活動是很隱蔽的。
你還講起了在天祥中學時，該校創辦人之一的熊德基，就是當時西南聯大地下黨總支書記。熊德基離校後，許師謙、李曦沐、朱光亞等先生又先後來天祥教書，同時從事革命活動。但在你的記憶裏，熟悉他們的師生朋友，都是在解放後才知曉他們是中共黨員的……
大妹妹又問：那時，你幹嘛不參加共產黨呢？
她的潛台詞多半是，倘若那時你加入了共產黨，解放後大概早就像熊德基一樣進了北京城，不說要在哪個部門裏當個官，起碼政治上進了保險箱，那我們幾個孩子，眼下就不用去害怕天天晚上旁若無人地在床上嘰嘰嘎嘎穿梭的老鼠。其時正是“天災人禍”時期，老鼠們也跟著倒黴，處處窺探，處處落空，最後竟盯上了唯一住校的幾個弟妹的腳皮，早上起來，腳背、腳板上總是斑斑血痕……
大妹是天真的，倘若那時你真加入了共產黨，命運有了一番新的書寫方式，眼下腹空如洗的老鼠們，自然再也咬不到三個孩子的腳皮，可在這個世界上也就沒有我們了。像是自嘲，又像是有幾分認真，你告訴她：
我怕死，如果我不怕死的話，我早就到延安了……
父親，盡管你曾讓祖父忐忑不安，但你的血脈裏多少流動著他老人家的性格因子，他是個生性膽小的人，而要幹革命，無疑得要膽大。或許這是你未能投奔延安，而以教職為業的一個原因，但卻不是主要的一個原因。
我想在學術和政治之中，你是曆來看重前者的。當政治結合到了社會實踐之中，你敢於在政治上發表意見，推崇光明，鞭撻黑暗，可這對你而言，與其說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不如說是一個是非判斷問題。其實，你是不懂政治的，又尤其是中國的政治，這一點在日後的反右運動中已得到了證明。
在教授、學者和文治武略的革命者之中，你是有誌於前者的。你沒有解民族於倒懸、救百姓於水火的宏大氣魄與誌向，這意味著縱橫捭闔，雷奔火突，金戈鐵馬，血湧成河。而你向往的，則是書齋裏的扁舟獨釣，靜水深流，講台邊的獨步風香，噓氣如蘭，既合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審美理想，又有幾分小資產階級布爾喬亞的味道，既能化袖下桃李為民族複興之棟梁，又能讓自己著書立說，大雁留聲於文化史、學術史的無垠長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