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給你的人生予以裏程碑式的影響的一個人，便是前麵何永齡先生已經提到的蔡樞衡了。
蔡先生也是江西人，生於１９０４年。在國內沒有讀過大學，１５歲時東渡日本，先後就讀於中央大學法律係及該校研究生院、東京帝大法律係及該校研究生院。在日本１４年期間，他博覽群書，苦心鑽研，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刑法學體係。１９３３年學成回國，即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
既有鄉情，又有師生之誼，耳濡目染之下，你對蔡先生言之有據、論之有理、將建立體係視為概念推演係統的治學方法，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同時，對他刻苦攻讀，壘城於筆墨之間，不過而立之年已是國內刑法學界的泰鬥，享有廣泛的聲譽之外，也享有頗為優裕的生活，在抗戰前的１９３６年，蔡先生的教授月工資是４００元，而當時的米價是６元錢便能夠買上１５０斤，你也一定投之以仰慕。
父親，你顯然打定了主意，朝著自己的理想之巔，加快走去。在那個年代的北大，唯有晉升或自然減員空出了一個講師名額，你這個助教才有希望晉升為講師，其他大學大體亦如此。於是，我發現你在八年裏，先後接受了四所大學的聘書，流動的結果是，由一個小小的助教，晉升為了副教授。無疑，你抓住了每一個機會，又珍惜著每個機會。你是凡人，有著凡人都有的功利心，卻不為它所縛而目光短淺，在每一所學校，每一批弟子麵前，大約都如何永齡教授在前文裏提到的——
胡老師治學嚴謹，論述理論，剖視理論，極其細致，尤其是引導學生思考，弘發性教學，更是一種思辯過程的分析……胡老師不僅在教學和科研領域貫徹馬克思主義，而且做人做事從來都是老老實實，心中隻有人民……
父親，作為你的弟子，我恐何先生多有溢美之詞，心中是否“隻有人民”，我不敢說。我敢說的隻是，在你的心中，師長和黨總是高山仰止，這絕對是一個事實。
１９４９年，蔡樞衡先生在做著北京大學的教授之外，又應聘為設在南昌的國立中正大學的教授，還擔任了該校的校務委員會主席。他金牌幾道，風風火火，要你回江西。其時，你已在廈門大學法律係任教一年半，且娶妻生子，在有了不抱便涕泗滂沱，一雙小腿“咚咚”地敲著床板，故取小名為東東的我之後，大妹又在母親的肚子裏簽了到。廈大，瀕海靠山，海平如鏡，山勢秀蔚，或落日熔金，環山幽翠，或濤洗明月，清光無極。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居家過日子，這裏都是一個好地方。母親不願來，你也猶豫著，最後，蔡先生講了一句話：
胡正謁，如果你不來中正大學教書，那麽從今往後，你就不要叫我是你的老師，我蔡某人也沒有你這個學生！
你屁顛屁顛，攜婦牽雛，回了南昌。這時離南昌的解放，隻差兩個月。
父親，你對黨更無二話。
解放後，大約除了北京大學等一、兩所高校還保留著法律係，使得“法律”這個詞，沒有像恐龍時代一樣在中國絕跡，其他學校的法律係都撤消了，道理很簡單——
列寧講，什麼是國家？國家就是軍隊，法庭，就是監獄，警察。按列寧的論斷來理解，政法工作就是國家的刀把子。舊法學講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本質就是階級壓迫階級。舊法學講訴訟程序，工人、農民哪懂什麼程序，這顯然是刁難老百姓。舊法學鼓吹在法庭未判決之前，對罪犯應該實行無罪推定，這又是資產階級標榜“人權”的虛偽把戲：在無產階級看來，既然已是被告，便確定無疑地成了罪犯，對他們不實行有罪推定，罪犯是獲得了“人權”，可人民群眾的“人權”卻被剝奪了……一句話，舊法學理論必須拋棄，舊司法人員必須審查，該調離的，立即調離。
一位五十年代在司法部工作的老人告訴我，在經過“大掃除”後的北京司法界，能留下來的舊司法人員似雪泥鴻爪，而大量湧進來的，是一批血氣方剛、磨拳擦掌的工人和店員，他們是在“三反”運動中湧現出來的鬥爭資產階級的積極分子……
你肯定為自己的經曆感到慶幸。
解放前，你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黨團，一直在大學裏教書，既未做過法院的法官，也沒有掛牌去當一名律師。否則，一解放，不給戴上“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麻煩多多。我聽說，在北京大學，解放前做過北大法學院院長的一位教授，因為曆史上與國民黨有點瓜葛，在思想改造運動裏整了又整，就是不讓他過關，他絕望地說：你們不要再給我說什麼思想改造了，就算我頑固不化，為國民黨殉葬了吧！據說，毛澤東也知道了此事，勸阻道：不要再搞了，再搞就過了！在西南政法學院，一位在國民黨法院裏做過推事官的教授，更是過不了關，回“人間”無望後，買了一張去“地獄”的船票，在走長江的客輪上跳下沉江了……
慶幸之外，站在自己被埋葬了的專業的屍骸上，你一定擺出了一付枯木逢春的樣子。
你將昔日的“業餘愛好”鋪排於陽光之下，從中抽拂出那麽多綠意茸茸的枝條——《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你擔任的課程，一年一變，甚至一學期一變。組織上顯然注意到了你解放前清清白白的曆史，也滿意於你總在努力跟上時代的步子，當中正大學改名為南昌大學時，你被委以全校政治課的負責人，５２年南昌大學又改製為江西師範學院，你擔任了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而且在５１年建國後高校的第一次評定職稱裏，你便被升為正教授。
父親，５７年前的那七年，是你這一生最忙碌的日子。
自己堅持上課，任課時數還是教研室裏較多的一個。又花大量精力在青年教師的培養上，你要求他們在上課前將寫好的講稿送來審閱，在作了認真的修改後
，還要告訴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修改。接著，組織他們先在組內進行試講……你還經常接受上級交給的任務，為黨報撰寫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的文章，去省委機關、其他院校、大型企業等地方，作專題講座或輔導報告。
大約是膨脹了一種得報答的情感，你幾乎忽略了天倫的情感。
你長期不住在家裏，在院單身宿舍裏有一間書房，房裏搭了一張床。吃飯也多不回家，得保姆給你送去。孩子們很少見到你，在我的記憶裏，隻有一個辦法，能夠經常看到你，那便是做作業馬虎了事，錯誤多的不忍卒讀，母親便會大義滅親，將我送去你的房裏，在你書桌對麵的一張矮桌邊坐下，神思一旦走馬，便會觸到你那威嚴的目光……
為工作、為別人大把大把地揮霍著時光，胃痛發作起來，額頭上沁出的冷汗猶如一條條蚯蚓在竄動，也舍不得在１１點鍾以前上床休息；你對自己的孩子卻十分吝惜，沒有帶我們去過一次公園，看過一場電影，或者參加過一回家長會。甚至想要親昵、嬌憨你一會兒，以便能從長年置於你床頭的一個點芯盒裏，混來一塊桃酥，或是一塊在五十年代令人垂涎不止的薩其馬，也很不容易。
現在想起來，那時我看你沉醉於書房“王國”的感覺，大概有點像前些年喪家之犬般的越南難民，飄浮在海麵上打量一個富甲亞洲而又冷漠的香港……
父親，你忽略的不僅僅是我們五個孩子；
其實，你在根本上忽略了自己命運中冥冥裏確實存在的玄機……
東東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