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是５７年打了右派，這一回我也死定了！
父親，你慶幸太早。１９６８年６月至同年１２月，你受我的牽連被隔離審查，已過天命之年的你，在精神上或肉體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可謂與死神擦臂而過（請參閱附件二）。次年９月，你隨學校去了井岡山，此後的日記裏，屢屢有這樣的記載——
上午去下坪醫院找汪金明醫生看病。汪在我右乳右上側拔火罐一次，左右兩手按摩一次，並囑我後日住院檢查治療……
今日汪為我在左右手上腕、右乳右上側、脊椎等四處敷藥，並二次內服小丸各五粒……
今日在身上四處換外敷藥，因下坪藥店謂有三七出售，乃請汪醫師開藥方，購得二帖有三七在內之中藥……
你的第二次下放，是在“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所謂“解放”後，即由１９７０年９月至７３年７月。一場大革命的價值取向，不是將農民變成知識分子，而是將更多的知識分子變成農民。經過這三年，若摘去眼鏡，看上去，你和一個老農已經沒有什麼差別。
當然，村子裏的人們羨慕你這個老農，他們聽說你一個月的工資和縣委書記的不相上下。這錢卻幾近像一隻鳥，不過在你身上棲息一陣，落下幾根羽毛，很快就撲簌簌地飛走了：“寄母１７元”，“寄東東１８元，小蘭１４元”，“彙毛頭１５元，璐璐１４元，小媛１４元”，“接東東８日來信，索款，因尚未接到７日彙去１３元故也”……此類記載，日記中彼彼皆是。
遣散回鄉、年逾八旬的祖母，飄零四處、努力勞動卻混不圓一個肚子的孩子們，誰都有種種的理由，要你火速寄錢救急；而驚魂甫定的你，像頭負傷的老狼鑽進林子裏，給自己舔著傷口，隻唯有一個必須寄錢的理由……
村子裏的人們還會羨慕你，不必為掙工分而日曬雨淋，除了去生產隊裏算算帳，到大隊、公社跑跑腿，再就是在自己的菜園裏鬆土、施肥……你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呆在自己屋裏。他們卻難體會一股鰥夫心理和生理上的淒涼，宛如你那陰濕得初春也要烤火的小屋裏的寒氣，總在你的胸臆間彌散……
在院圖書館勞動的日子裏，你曾收集了曆代名人們留下的大量妙對，各地名勝處的楹聯，以及各國的一些智力遊戲。現在你把它們翻撿出來，一一品嚐把玩，用以自娛。你做得最多的是抄錄唐詩，尤以杜工部的詩為最。很多的日子裏，隻需一首讓你用還是在讀私塾時學來的調子反複吟哦的杜詩，再有一盞將你搖頭頷首的身影昏昏投上泥牆的燭焰陪伴，一個月華如遍地清霜的夜晚，或是簷下雨聲嘈嘈切切的午後，便在渾然不覺中打發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
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杜甫《贈衛八處士》）
如同“文革”是共產黨人發動的，“文革”也是共產黨人結束的；即便在當時知識被許多共產黨人貶為草芥，但在黨內也有人視之為明珠。你多次在孩子們麵前感念一個人，他是六十年代的江西師院中文係黨總支書記、以後擔任了改名後的師大黨委書記，現在是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組副組長的鄭光榮先生。在你被驅逐下講台六年之後，依然是高擎階級鬥爭之劍的歲月，是他第一個接納你重新上了講台；在你第二次下放達三年之久，潦倒淒婉於柴門茅屋之中，又是他將你調回學校，由此我們天各一方的五個孩子，得以逐漸向南昌聚攏……
你無以回報，隻能去做一盒小小的萬金油，始終擺在領導視線所及的地方，腦熱便去塗腦，手癢便去擦手。此後的四年裏，你上了《中國古典文學》、《馬恩列斯與毛主席論文藝》兩門課，又一個人重開了《邏輯》。
父親，我還記得，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我正在南昌幫助編稿，在編輯部聽說了“四人幫”一朝覆滅的小道消息後，急忙趕回家去，那時我們家住南區靠馬路的木板平房裏，低矮，透光性不好，且灰大，但比起前兩年蜷縮在教學大樓一側被封死的樓梯的幾層轉角處，便算是住進了國賓館。你佝僂著個背，在門口生煤球爐子的火，我第一次注意到你的頭發全白了，清臒卻開始隱隱現出老人斑的臉上，頗像是一片飽經風濤但總是等候到失望的海灘，如果說鼻梁是一條倒置的舢板，那麽縱橫交錯的皺紋，便是攤開在地上的亂糟糟的魚網……
你對我告訴你的事情，反應不如一般人那樣強烈，當然聽得頗有興味，卻遠沒有直嚷著要去買蟹打酒般的雀躍。當我站在了你負重已近六十年的生命之橋上，我一下就理解了：
眺望一端，二十年前，並不是“四人幫”給你們帶上的“右派”帽子；展望前程，在一個有著十億人口而又瀕臨經濟崩潰的大國，困難如山，糾葛如流，百廢待舉。有哪位領袖能夠日理萬機之外，還冒越雷池之大險，念叨起不過百萬、且已漸入晚境的前“右派分子”？
而曆史，即便是一條光榮得以大理石貼麵的大道，在它的下麵，總是埋葬有遊散的冤魂，卷曲的骨架。
父親，我們這時尚沒有這樣的眼力，看到在１９７８年，尚在雲遮霧幛裏徘徊的中國，終於觸著了自己曆史的快進鍵！
而且，我們也忽略了一個人——胡耀邦。
解放後他長期主持團中央工作，幾乎每有大事小事，都要考慮毛澤東在怎麼想、怎樣看。大抵先默想一番，再用手摸摸腦袋：“哎呀，不知主席的盤子怎樣
？”那一臉虔誠的神情，讓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至今還記憶猶新。我曾聽說，在１９５７年，團中央打的右派，其比例之高，在中直機關裏是名列前茅的……
二十年後，正是他破門而出，以詩人般的正義感與熱情，驅湧著一身的膽汁質，刮起了翻案風。他擺出來的架勢，不僅是要推翻少數大案要案，或是經“禦筆”欽點的幾件鐵案，而是要推翻解放以來所有政治運動中被錯整了的冤案。
當時在京都，大門口排了長隊的地方，不是緊俏商品擺上了櫃台的百貨公司，哪一家在首輪放映外國影片的電影院，而是位於西單的中組部。滿城注視著這裏輝映星光的燈光，滿城傳說著“胡青天”匡正解難的故事。在此期間，胡耀邦常喜歡引用的一句話是：
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馬克思《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
胡耀邦幾乎開創了一個人的解放的新時代。
他大氣磅礴地將人的命運還給人自己，這正是鄧小平能將斷層上的中國引向再生之途的基本條件之一。
因為１９５７年而蒙難的知識分子們的命運，終於提上了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１９７８年６月，中央統戰部協同中組部、公安部等單位召開了煙台會議，在草擬的一份文件裏，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風吹去所有右派的帽子，在某些人看來，已是大大的善舉了，可此時全國尚未摘去帽子的右派隻有１０萬餘人，在這之前多數已摘帽子的人，腦袋上依然扣著一頂無形卻結實的帽子“摘帽右派”。在寺廟的山門前吹吹打打，披紅掛綠，嫁娶新人，即使再熱鬧紅火，但這對隻能在青衫黃卷裏駐紮生命的和尚們，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我看到文件後感到不解決問題，因此寫信給胡耀邦同誌，主張對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要複查平反，並提到１９６２年中央統戰部當時的意見。”（李維漢《回憶與思考》）這個意見，可見當年的一份《關於右派分子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報告》裏：“如果領導上認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屬申請甄別的，可以甄別。對於確實劃錯了的，予以平反；對於可劃可不劃而劃了的，可以從寬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
中央在采納了李維漢的建議的同時，又稍稍更改了他的建議。
那段時間，所有前“右派分子”們的耳朵伸得特別長，關於他們前途的小道消息，也像河魚的魚刺一樣特別多。我曾告訴你，在小道消息的透露裏，事情的經過大約是這樣的：
當最高層討論此事時，有一位副主席不同意給右派平反，往日裏總顯得神秘幽深的他，隻有到了類似的場合才會給人一點謎底，他從塞滿毛澤東“條子”的口袋裏，仔細找出一張，看清楚了，然後對同誌們說：某年某月某日，毛主席在何時何地對何人說過，右派的問題不能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