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我的檢查》
一解放前我的罪行的簡述
我出身於反動官僚地主家庭，靠著吸吮勞動人民的血汗長大成人。大學畢業後，到解放時止，我都在學校教書。在這段時間，一方麵，我為反動立法塗脂抹粉，欺騙青年學生。我胡說什麼當時的偽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社會權益優先於保障個人權益的進步意義，根本抹煞了當時所謂的社會權益隻是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利益這一最本質的階級內容。另一方麵，我為反動派培養了一批司法後備人員，也就是為他們訓練了一批鎮壓人民的鷹犬，以充實、加強他們的國家機器。當時，我雖然在組織上沒有參加過什麼反動黨團，但在維護反動統治勢力這一點上，卻起了一般反動黨團員所不能起的作用，所以，我在解放前的罪孽是很深重的。
二解放後我的右派罪行的簡述以及自己對這一罪行的認識
解放後，黨不咎既往，讓我參加了人民教師的行列。由於自己的反動世界觀根本沒有得到改造，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又犯了不少罪行。特別是１９５７年我趁黨整風之際，在座談會上，向黨實行了多方麵的猖狂的進攻。其中最惡毒的是，我公開提出高等學校應以校委會為最高領導機構，各教學單位應以各該單位負責人為領導人的荒謬主張，妄圖篡奪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權。
我被劃為右派後不久，組織上把我調到圖書館來。當時對於自己的罪行，並沒有什麼認識，經過組織和革命群眾不斷教育，我才漸漸地認識到我會成為右派，乃是我牢固地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必然結果。我的罪行是非常嚴重的，由於自己具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以為高等學校隻是培養專業人才的地方，學校教育的任務隻是傳授知識，因而麵對毛主席的“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導，發生了尖銳的衝突，這樣，就使我對學校所采取的許多重要措施，例如要求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和勞動生產等規定，都有抵觸，認為這是違反了辦學的目的，妨礙了教學的質量，是“外行”領導的結果。
又由於自己的頭腦裏充滿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思想，以為隻有由“內行”在采用蔡元培式的“民主”辦校的方針下領導學校，才能集思廣益，真正把學校辦“好”，因而我就狂妄地叫囂高等學校應該如此這般雲雲。如果我的主張得逞，這就意味著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著學校，資產階級的教育路線在學校中得以推行無阻。這樣做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將會首先在學校領域裏實現複辟，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也就要隨之改變顏色了。當我認識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的內心是很沉痛的，感到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
三反右後我為什麼還會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與言行以及我現在對這些罪行的認識
在圖書館工作的那段時間，雖然對自己的罪行有了如上的認識，但是我的反動世界觀並沒有得到認真地改造，各種資產階級思想仍然盤踞在自己的頭腦中。當時雖然也學習過毛主席著作，閱讀過《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上的重要社論，但這樣做的目的，與其說我是從積極方麵接受了反右鬥爭的教訓，以為非如此不能加速自己的改造，不如說我主要還是從消極方麵接受了反右鬥爭的教訓，以為我上述的發言，雖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但我當時並不是存心要如此的，隻是一時的“失言”，為免今後“失言”，這樣做才“保險”些。我在這段期間所以仍然會在“三麵紅旗”、“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重大問題上有過反動思想與言行，正是由於自己還是從消極方麵接受了反右鬥爭的教訓，沒有使自己的世界觀得到根本的改造，從而各種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遇到一定的氣候就會反映出來的必然結果。
關於我在上述問題上曾經有過的反動思想與言行，在圖書館對我的評審會上，以及在６３年“查侵蝕，放包袱”的時候，我都作過書麵的交代與批判。經過近來對毛主席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的學習，漸漸感到我那時的批判是很不深刻的。我現在的認識是：我的這些反動思想與言行，正表明了，若幹年來，我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搏鬥的關鍵時刻，我總是有意無意地站到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一邊，來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我竟然會這樣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自己的世界觀和他們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我在觀察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所站的立場，我所用的方法與觀點，都是和他們息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