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母親的宿舍，窗明幾淨，空氣裏依稀有一股她身上淡似梔子花的體味。母親是一個有潔癖的女人，沒有一天不要換衣，白色的床單上也纖塵不染，鋪得沒有一絲皺褶。我隻記住了一個細節：枕頭邊放著一本翻開了的《電影文學》雜誌。我佇立床前，像站在一片白茫茫霧氣包裹的黑黢黢峭岩上，一個十三歲的少年，頓感生之莫測，死之迅捷！我倒在床上號啕大哭起來……
我的第一次投稿，便由此而生。
那麽小小的年紀，我卻幾近天然地知道，我不能寫母親對我是怎樣嗬護有加：她給我洗頭時，我總要調皮地將肥皂水弄她一身；容國團當了世界冠軍，一時間乒乓球風靡全國，我非常想自己也有塊球拍，我不敢對父親說，因為右派連降三級工資的他，看牢了口袋似誌願軍堅守著上甘嶺。我給母親寫了一封信，沒有幾天，她就請人給我捎來一塊……
我寫的是母親如何聽黨的話，任勞任怨地工作，並要我做個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加入少先隊那天回到家裏，她抱起我，滿臉紅光，快樂得像一隻剛剛吃飽了食、搖脖子晃翼、咯咯叫喚的老母雞。我以為她是昔日的焦裕祿、今天的孔繁森，能讓我寫起來淚眼瑩瑩，也一定能感動全國人民。我翹首以待，這稿子在《江西日報》上發出來，結果黃鶴一去，泥牛入海……
此後的兩年裏，母親的影像還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當１９６２年父親調回了學校，弟妹們也隨之回來，我晚自習回家，遠遠地望見自家的一窗燈影，我總覺得那桔黃色的燈光裏，漫卷有母親在世時一家人的溫馨，心房怦怦地跳動起來，腳步也不自禁地加快了，仿佛母親跟我們開了個國際玩笑，故意消失了一段時間，現在又出現了；而葬在戴家山的那個女人一定是別人，（父親和我不是沒有親眼見到嗎？）或者，所謂母親之死，根本就是一個夢境……
中國的天空下火藥味越來越濃，與此相反的是，母親的印象於我越來越淡。先是一兩個清明節，在紛紛細雨裏，父親領著孩子們去永修掃墓，依然未立墓碑。父親說得等幾年，屍體的肉都化為了泥土，隻剩下骨頭，再去請當地老表將屍骨挖出來，就地燒成灰後，再帶回南昌重新砌冠新墳。
可接著便是一場日月無光、山河撕裂的“文革”，父親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此生從未當過一天芝麻官的我，竟被察覺出有軍事天才，一度“封”了個地下“反共救國軍”的參謀長，而被關押１５個月。弟妹們或下放農村，或隨學校搬去了外地，一家六口人天各一方，各自的生死安危，都顫顫地係在一團碩大的蜘蛛網上，恍若一群野孩子，自己沒有家了，都得獨自麵對世道的叵測與生計的艱辛，哪還能顧及去那個大概早已被蓬蒿淹沒的野鬼回家？
直到１９７３年，“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父親，才驚魂甫定，在南昌立下了腳，幾個在外地插隊、當工人、民辦教師的孩子，回南昌才總算有了一個家。當再記起拆遷母親屍骨一事時，就在永修縣插隊的二妹，告訴大家，她早已去看過了，那一帶建了一個大的平板玻璃廠，地形地貌變化很大，母親所在的養殖場也早已解散，母親的墳無處可尋了……
此後，父親不再提起此事，如同他早已習慣戴上老花鏡，補自己那幾件綴滿大小補丁的襯衫，拎著籃子去買那些泛黃的蔬菜和便宜的豬頭豬腳；我也習慣了了一年四季穿一雙解放鞋，腳丫子一抽出來，能臭倒長阪坡上的張飛，習慣了過集體生活，有錢時吃肉，沒錢時喝湯；打起牌來，吆五喝六，鑽桌子頂枕頭，一鬧便是一個通宵……
中國的表多。每當填起履曆表來，我都從不填母親。和漸漸均已成家立戶的弟妹們一起，彼此間也從不提及母親。要不，是我們數典忘祖，要不，是各自的心靈早已被嚴峻的生活給磨砥得牛皮般皮實。我們不願讓一股深深的隱痛，隨汩汩淚水從這牛皮裏沁出來，我們似五個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孩子……
波及我們的孩子，他們能夠說出各自祖輩的職業、姓名和大概做過些什麼，唯一說不出來的，便是他們的婆婆，或者外婆。對我，尤為奇怪的是，“媽媽”，這兩個嬰兒下地幾乎就會喊出來的字眼，自母親死後，我一直說不出口。不僅僅因為遙遠而又陌生，英語對我，更是月球般遙遠而又陌生，可在複旦念書時，隻要死記硬背一陣，我還能混個及格……以致於婚後多年，乃至今日，我從未叫過嶽母一聲“媽媽”。
前年清明節前，一位大概知道我家這段情形的熟人，對我們說了幾次，那意思是倘若不設法將母親的墳找到，並將其遺骸遷回來，她孤魂不盡的淒涼與酸楚，總會尋個機會，陰影般投射在你們子女的命運之上。都已過或將過不惑之年，弟妹們都有點相信起天命來。或是先去永修探路，尋找當年知情的老人，或是聯係車子，購買爆竹、紙錢、食品等必備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