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去的頭天晚上，我告訴了父親，他似乎有些意外，沒有表示他是讚成，還是不讚成此舉。
少年時代便讀過些老莊、反右鬥爭後真讀進去了老莊的父親，顯然大徹大悟，他隻是說：人死了就是一捧灰，一撮土，他百年之後不要保留骨灰，像他的幾個老朋友一樣，可以撒到贛江裏去。又告訴我，當年他清理我母親的遺物時，發現有一份入黨申請書的底稿，除去表示她對共產主義事業與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無比向往之情外，還有一大段對他右派言行的批判，以證明她確實和丈夫劃清了界線。而且，她不隻是筆下寫寫，她已在口頭上，多次向父親表示了離婚之意……
最後，父親問我，骨頭取了回來，未安葬之前，放在哪裏呢？我說，就放在我房裏吧。五個孩子裏，像當年的父親一樣，隻有我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書房。為此，我準備好了一個大的塑料編織袋。
次日，春日裏難得的一個大晴天，一路杜鵑似霞，青山如黛。到了永修，在當年一個參與埋葬母親的當地老人的指點下，在玻璃廠的生活區外，找到了戴家山。白雲蒼狗，歲月變遷，或是工廠基建，或是翻造農田，幾座山已經被啃噬成了一片山包。高處還有一個個墳塋，並多立有墓碑，顯然這還是有主的。在不見墳塋的地方，老人指了一處，說是大概位置在這裏。我和弟妹們，用鋤的用鋤，使鏟的使鏟，挖出一條條近兩米、深入一米的壕溝。
現場的氣氛有點壓抑，沒有誰說話，隻聽見鋤鏟的叩擊聲。我既盼著每一次鋤頭快快下去，頓時能從紅得眩目、硬似銅塊的土壤裏，露出一點或幾點森森的青白色；可潛意識裏又總想鋤頭緩緩地落下，害怕那可能出現的屍骨。母親已經暴死，不能再沒有一付全骨。挖了四、五條壕溝，未見半點跡象，那須眉皆白的老人轉了一圈回來，說是可能又在山包的那邊。按他的指點，在那邊一處再度開挖，從上午１１點鍾挖起，此時已是下午５點多鍾，仍不見端倪。老人收了我們的“勞務費”，麵有愧色，露出豁齒，指著下麵一塊已成了農田的水窪地，唧唧嗡嗡地說：那就是……埋在……這裏了。
其他在場的當地人告訴我們，“文革”中這一方的屈死者，多埋在這裏，密密麻麻，墳上壓墳，待“農業學大寨”運動一起，這裏又幹戈大動，重整山河。猛地，我心裏襲來一陣陣透徹骨髓的劇痛，那是腦海裏一排排冰涼銳利的犁頭所致；我還好象有一種被溶解於水的感覺，暗綠色的水苔，帶異味的醬色的鐵鏽，還有知名和不知名的各種小蟲，在臉上幽幽地劃過……
涼風漸生，暮雲四合。在山包的兩邊，我們都放了爆竹，燒了紙錢，往地上澆了白酒。化為灰蝶的紙錢，在風中悠悠地盤旋，像是一個正遁入無形的幽靈不肯離去。我該講些什麼，可喉間被鉛塊沉沉地堵著。我們向四方各自鞠了一個躬。然後是一個兒子已經上高一的小妹說：
媽媽呀，雖然來遲了，但今天你的五個子女都來了，你老人家在地下聽到了嗎？如果你聽到了，你就安息吧，還請保佑我們一生平平安安……
柳色漸深，墨燕低飛，轉眼間又是清明。近兩年，各地的公墓這幾天無不蔚為壯觀，如湧如潮，仿佛日子好過起來的人們，都來這陰陽永隔之處，撒播這人世間的繁華。可對似塵埃一樣在這個世界上倏忽而過、沒有留下一點痕跡的母親，我們去哪裏祭掃呢？
妹妹們找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夜深人靜之時，去一片湖水邊，燒上幾堆紙錢。大妹說，最近她在家裏找出了母親的兩件衣服，要不，我們也去本市的公墓，看能不能買一方地，給母親砌一座衣冠塚？
我想，這隻是做兒女的一番情感寄托吧？而這無法改變一個女人的悲劇。
倘若當年母親命運的每一個鏈輪稍稍作些改變，或者不要求下放，或者到了青嵐湖後不再要求調去三角圩，乃至從進賢趕了一百多公裏路回場，先進的不是辦公室……一句話，命如紙薄，卻不心比天高，而是像眾多的中國女人熬了下來，（即便如父親這樣當年的“極右分子”，２５年後不也熬成了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嗎？）既未殺人放火、更沒有當公賊、漢奸的她，便不會落得這樣一個死無葬身之地的境遇。
性格使然，亦是時代使然。回首愴然之際，我屈指一算，母親死時還稱不上老人家，年僅４０歲，眼下國內這個年紀的人還被稱作青年幹部、青年作家……而今天的我也比母親大了。我感到自己得趕快做一件事情，即在發表了那麽多關於這個世界的文字之後，我得為自己的世界，寫上這篇文章——
以權當一個名字叫徐國媛的中國女人的無墓的墓誌銘；
並以這個渺小女人的遭際，為那個中國人好容易熬過去的時代，作一個小小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