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山兒子的歌唱
―覃展龍和他的詩集《山問》
包玉堂
記得10多年前，廣西民族學院中文係曾邀我與已故壯族詩人黃勇刹一起到學校講課，與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們座談詩歌創作間題。在學校美麗幽靜的相思湖畔，我們得知中文係有幾位愛好詩歌而且特別活躍的小夥子，其中有楊長勳、黃神彪、莫俊榮、梁肇佐、覃展龍等組織了個文學社，經常開展一些活動，研究新詩創作問題。眼見南國詩壇的一代新人，正在相思湖畔成長，感到很高興。後來又見到學校編印了他們的一本詩集《相思湖》，一股清新而帶著年輕人的朝氣的氣息，撲麵而來，心裏就更高興了。
如今，10多年後，他們的情況怎麼樣呢？楊長勳、黃神彪在廣西區直單位工作，一個從事文學評論，一個繼續進行詩歌創作，都作出了顯著的成績，成了南國詩壇和評論界的骨幹；另外幾位，則分頭下到基層去了：梁肇佐去到紅水河畔的馬山壯鄉，莫俊榮回到九萬大山南麓的三江侗寨，覃展龍回到了柳江河兩岸的家鄉―武宜壯族山區裏。他們一邊從事基層文化工作，一邊在詩歌園地上默默地耕耘著，有的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覃展龍的這一本詩集《山問》，就是這些可喜的成果之一。
覃展龍生在壯族山區長在壯族山區，大學畢業後，又一頭紮回壯族山區綠色的懷抱裏去了。他是壯族山民的兒子，是柳江河畔重巒疊嶂的大山的兒子。他對古老的壯族山鄉懷著深厚而熾熱的赤子之情。他用他的詩，用他誠摯的心，向他的民族、他的家鄉，表達了一個當代青年山民的深深的情意。
覃展龍的家鄉武宣縣，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中部，珠江流域西江支流之一的柳江，帶著傳說中壯族歌仙劉三姐的遺風，世世代代從這片崇山峻嶺之間流過，那裏與太平天國發源地―桂平縣金田村隻隔著一排大山，與當年瑤族農民起義英雄侯大苟率隊抗擊封建皇朝大軍的古戰場大藤峽，也相距不遠。那是一片古老而英雄的土地，是個貧窮落後而礦產資源卻十分豐富、尚待開發或正在開發的大山區。20世紀60年代初，我曾與壯族作家蒙光朝、黃勇刹一道，到這個山區農村裏采風、體驗生活，與山民們一起度過了50多個難忘的日日夜夜。那裏經濟貧窮落後，生活艱難困苦，但卻有著許多迷人的風光，居住著勤勞勇敢熱情好客的壯族同胞，曾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又有機會多次到過這個山區，在二塘、東鄉、河馬等地群山的懷抱裏，親眼看到改革開放給這個壯族山鄉帶來的一些新景象，看到現代文明之風吹拂下人們心態及精神麵貌的許多微妙變化。因此，讀了覃展龍的這些詩篇，感到格外親切。
覃展龍以一個“大山的兒子”的情懷，審視、歌唱、思考著大山裏的一切：山裏的景物，山裏的生活，山裏的人們，以及山裏曾經發生、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事情。他歌唱山裏的“小鎮”，歌唱山裏的“古橋”、“小木屋”、“古榕樹”，歌唱“故鄉的坡歌”，歌唱“大藤峽”和“黔水河，故鄉的河”，歌唱“八仙寨”和“雙獅山”、“社公山”、“雙髻山”，更歌唱“山裏的孩子”、“山地男子”、“山地女子”、“山村女校長”，歌唱山裏的“山地老人”、“老歌手”、老“石匠”、“老煙杠”，歌唱山裏的“牧鴨人”、“山妹子”和“青衣女”，等等。他景仰“山的凝重、山的莊嚴、山的剛毅、山的壯美……”，更歌唱山裏人的勤勞勇敢、山裏人的古樸憨厚、山裏人的執著追求和山裏人新的願望和向往。在他的詩裏，大山和山裏人的形象、秉性、特點， 自然地融合一體，令人敬仰。有時，他發出的那冷峻而深沉的“山問”，則標誌著山裏人對生活的反思與心靈覺醒。“啊，古榕樹確‘曾搖落多少春夜的夢雨確有身上斑斑的裂痕／飽含著多少歲月的優慮”，“端午節的香柱”熏黑了你的每一根蟲／枝人老祖母的乞求和渴盼啊／為什麼總是沒有消息？”（《古榕樹》）“不知有人為此擔心過沒有／這些吝裔的老太婆／能從社公山那裏析求回多少福分？”（《社公山》）是的，封建迷信、因循守舊是不會給山裏人帶來什麼“福分”的，隻有改革開放，隻有現代文明，才能使山裏人千百年來的“祈求與渴盼”得以實現。山裏人已逐漸省悟到這個道理了。你看，那尊曾被山裏人敬奉了千百年的“石狗”，如今已被“小孩子很費心機／給石狗搓了一根狗繩尹肥它牽係在掩蓋了半個村子的大榕樹的樹枝上／最爽脆的是那些到過外麵世界的年輕人召也們坐在石狗頭上抽“希爾頓”，（《石狗》）。對昔日老一代頂禮膜拜的神物，孩子們與年輕人已不再迷信它，而是盡情地蔑視與嘲弄。這是一幅帶有象征意義的諷刺漫畫，象征一個古老民族與封建傳統觀念的訣別，以及他們新的審美意識的覺醒。山外的世界，山外的現代文明，已經逐漸打開了“山裏人”的眼界：“一群愛唱山歌的山妹子／第一次到山外去闖蕩／第一次走進花花綠綠的大都市／第一次品味了花錢買來的瓶裝山泉水”，親眼看見“城裏的車子和人一樣多”，“城裏的房子比山裏的大樹還高／城裏的電燈比山裏的月亮還亮”；她們也有了一些非常簡單樸實而又可喜的發現：城裏花錢買的“瓶裝山泉水”，原來她們山裏人每天都用來洗衣裳；“在山裏從大人到小孩都見平常”的“竹筍木耳之類”，在城裏卻很貴，“有大把人來搶”（《一群山妹子》）。其實，外界十分需要而山裏尚未開發的寶貴財富多著呢！隻是山裏人還未意識或者尚無能力去開發利用而已。但是，無論外麵的世界如何繁華，外界的現代文明如何誘人，如何“好玩”，“山妹子們還是留戀大山的風光”，山裏人對大山的熱愛與依戀之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他們日夜渴盼的，是把現代文明引進山裏，用現代文明開發山區，改變山區的麵貌。不是麼？你看那位“視線總是那樣高遠”，“在那太陽即將躍出的地方／常常見你雙唇顫動／我懷疑你在朗誦什麼詩句”的“山地老人”，那位“一生都在植樹／卻沒擁有綠陰一朵確丈把所有的涼爽堵朽交給了古老的村落”的“山村女校長”，等等，他們終生在山裏默默地耕耘，默默地企盼的，不正是這個麼！而如今，序幕已經拉開，“一條從縣城伸過來的馬路／擦著村邊而過”，“交通因此而擁擠／“小鎮因此而繁華”，“或許小鎮必須重新命名／因為時興店廓太多／且久不久又會冒出一個黃酒館”。這當然隻是山區新貌的一個小小的側影。然而序幕既已拉開，一個開遍現代文明之花的新山區在人們眼前展現的日子，為期還會很遠麼？
也許因為我自己也是從山區裏來的，對山區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所以偏愛覃展龍和他的詩。是的，覃展龍的詩，當然還不十分成熟，還存在不足之處，他往往過於沉酒於山區生活中那些曾使自己留戀的景物和意象，而對時代脈搏的把握與生活深層的內涵的開掘則顯得不夠有力，那“淡淡哀怨淡淡淒婉”的情調，往往蓋住了新的曆史時期山區人民自信自強奮發拚搏的心聲。我想，覃展龍回頭細讀一下自己的作品，也許也會意識到的吧！
覃展龍在這本詩集的後記中說：“大山的魅力是永恒的。我願作一隻飛鳥，在大山的世界裏翱翔；我願作一棵小樹，在大山的懷抱裏定根；我願把大山精彩的一切，告訴千千萬萬個朋友。”這是值得人們欽佩的。
讓我們以相思湖般深切的心情，期待這位“大山的兒子”給我們送來更精彩的詩篇。
寫於1991年6月
尋找家園
―壯族詩人蒙飛創作論
馮豔冰
蒙飛有蒙飛的優勢，這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兒子非常健康、易養，用不著三天兩頭地跑醫院；4歲的兒子還非常乖巧，去過一趟卡拉OK歌舞廳，回到家裏，把冰箱的門打開，搬張凳子坐在門邊，學著老板開冷氣的樣子。這些都讓我們這位愛孩子、愛家庭的年輕父親自豪無比，即便是在“個人簡曆”的末尾也不忘加一句“本人工作無家庭拖累之憂”。憑這一點，蒙飛的創作總是處在雄心勃勃的狀態。看他那張長長的已發表的作品篇目，從論文、小說、散文、詩歌到新聞紀實，無所不及，欄目之齊全，足夠他自編幾期綜合性的文學刊物。
蒙飛是地道的壯族作家。紅水河的清澈和渾濁把他養育到17歲。那裏的父老鄉親、籲陌、大山，秋天的稻香和夏天的蟬鳴，那些帶著濃鬱原始宗教色彩民俗風情，那古老而神秘的傳說，如血液般在他軀體裏流淌，也將延綿一輩子，培育他的心魂，滋潤他的生命。然後，揣著這不可抹去的記憶，“那天我離鄉遠去踏出了鄉路，我來到童話般美麗的世界”。他帶著泥土的芬芳踏進了大學殿堂。這便使得蒙飛與其他老一輩壯族作家從搜集民間故事、整理民間傳說而後躋身文壇的方式有質的區別。沒有經過專業係統的理論準備充其量不過是位民歌手，其創作出來的作品也難有博大精深的內涵和宏闊高遠的意蘊。蒙飛即使不算深悟此道，也算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大學四年，他刻苦學習，拚命地吸吮著一切有益的精神養料。當同學們對詩歌、對散文、對小說的創作意趣還酣時，他卻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人到對理論的學習和探討中去。古今中外許多哲人、文學泰鬥、藝術巨匠的經典之作盡是他涉獵對象。他用一顆年輕的心窺視這些偉人的心扉，體悟他們的智慧和文采。
人們往往有一種錯覺，以為大學中文係是專門培育作家的，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會。四年大學不算短暫，但不能出一位作家，隻能孕育一位作家。在校學生應注重係統的理論學習。著名作家沈從文先生還在北平大學任教時便如是告誡學生。蒙飛自覺地契合了這一精神要求。他不僅注重對理論學習與探索，還在學生時代就開始了理論創作。他的《壯族圖騰使者小考》獲學院首屆優秀科研成果獎。以此為起點，他的理論創作更是一發不可收。縱觀他這一時期的理論創作，對他來說應屬起步階段，但讀他的文章卻絲毫沒有學生氣和稚嫩感。其論文的材料充實，立論新穎，論證填密，文筆犀利練達，對現有的、名人的評定敢於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大膽地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如在論證壯族圖騰“使者”時，他在文中寫道：“蒙憲同誌認為青蛙是壯族圖騰的‘使者’，還有一些前輩從考古學、曆史學等諸方麵也持這一觀點。我認為壯族圖騰雷公的‘使者’應是蟾賒，而不是青蛙。”這種一臉的少年銳氣與平和從容的敘述， 自信坦誠地表白竟如此完好地融為一體，並很自然地傳達了出來，體現出少年學子特有的風度。許多老師當時都認為，他是塊搞理論的料子。
然而蒙飛卻是立體的。一方麵，理論創作在靜靜地進行；另一方麵，學院的社團工作、係裏的足球比賽、文學社的講座，他都幹得如火如茶。大二時他的詩作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這是一位遠離了故鄉來到城市，在一個全新的環境，切斷了一切農村文化背景又未真正適應大工業生存方式的精神上的流浪兒的詩作。所以，他這時期的作品大多抒寫一景一物，捕捉轉瞬即逝的美和遊絲一般的思想感情。這些作品寫得甜美而別致，屬輕柔淺唱那一類，沒有太多的內涵和社會意蘊。但詩作卻表現了作者駕馭語言的能力，遣詞柔和而靈活，足以表達他此刻遠離故鄉又夢牽魂繞的特殊心境：靈魂的動蕩，夢幻的波動，意識流的驚跳。盡管他很少直接吟詠鄉戀，鄉愁，有的作品甚至是刻意遠離故土，卻不難看出他的精神理想和審美情趣與養育他的鄉土有著深刻的淵源關係，即便是他有意隱藏起來，這種淵源也從未消失過。這就是許多當代年輕的民族作家不約而同的創作經曆：起步時，他們總試圖離故鄉遠些，再遠些，努力接受現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同化與熏陶。但最終，他們將發現自己的歸宿是屬於本民族的，而且明了，一個作家隻有把根深深紮到民族精神的土壤，才有底氣。對此，蒙飛在《智者營生―凡一平簡論》中有很精辟的論述：“我常常想，為什麼大部分農村包圍城市的作家（中國的多數作家可歸此類）熱衷於農村鄉土題材而忽略生存的城市？為什是忽略不過去的，關鍵是作家麵對城市的喧嘩、快節奏而無法適應，或者是心理定勢已無法使他們轉型，城市的脈搏他們把握不住，城市文化的內核他們感知不多，所以這批作家避實就虛揚長避短，看看窗外的煙囪，讚歎森林的茂盛，喝著咖啡回味兒時的燒地瓜。即使他們寫了城市，也是病態的城市：孤獨、無聊、小氣、困惑、荒謬與不近情理―”於是，他們又折返回來尋找精神的家園。
蒙飛就這麼走過來了。他完成了四年學業，憑著優異的成績被直接分配到廣西民族報社任編輯，該報出漢文版後他又擔任要聞版的主筆。這時候的他更是躊躇滿誌，信心十足， 自稱“個人具備的工作能力有行政文秘、新聞采編、文學編輯、社團組織、出版發行等；個人專長有集體活動召集能力……”，完全是一副當代城市人的麵孔。但是他的骨髓卻是徹底浸潤在壯族精神文化的氛圍裏的。他的一舉手一投足絕不拘束於紳士風度或現代文明禮節。高興的時候，他會和交心的朋友大杯小盞地開懷暢飲。喝足了，喝累了，幾條漢子便和衣躺下，再睡個痛快。喝酒的時候他們也侃詩、侃文學，朋友們常笑他，你拿了酒杯說話得千萬當心，別一不留神就成詩了。他擺擺手說沒這麼嚴重，一張嘴唱山歌可以，詩卻不敢。這話是千真萬確的，還在學校讀書時，他與一位女同學的民歌對唱是獲了院級獎的。在新生人學演出晚會上，他以新生的名義與同班同學用壯語演出的情歌獲得滿堂喝彩。演出結束後，他們那份很有意味的戀愛也就開始了。由“兄妹”而夫妻，很有點像壯族傳說中繁衍子孫的桃和榕兄妹倆。知道他這段頗具浪漫色彩的婚姻由來的朋友都說蒙飛挺能幹，竟能把壯族古老的傳說演繹得如此美麗，如此富於現代感，以至在文壇被傳為佳話。
當然，說蒙飛是屬於壯族、屬於壯族文化的，並非指他生活方式在外表層麵上的選擇，而是指其意識形態即真正意義的隸屬。但蒙飛又絕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把自己禁錮在壯族傳統文化裏“作繭自縛”，自我窒息。蒙飛是理性的、現代的，他努力改變民族傳統文化固有的某種封閉性和排他的思維定勢，盡可能使吸收性和包容性發展到極至，從而使自己成為一個全新的開放係統：向現實開放，即開放自己以迎接現實的考驗，並試圖在壯族傳統文化中找到與現實的結合點，在現實中不斷改變自己文化的結構與內容，使自己具備更多適合時代需要的新文化；向其他文化開放，即開放自己以及迎接各種文化的挑戰，大膽吸收其優秀成果，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蒙飛把這看做是一種再創造。蒙飛開放和自我再創造的結果，誕生了他的長達6.7萬字的散文詩《歌墟》。
盡管《歌墟》是蒙飛的處女長詩集，卻不妨礙它成為一部優秀之作。青年評論家蔣登科對此曾有高度評價：“蒙飛作為駱越之子，他吸取了壯民族的優秀文化精神，並將其放在現代世界的大背景上重新審視，重視民族品格，具有相當的創新性和現實主義，是弘揚民族文化的一種具體實踐。因此，蒙飛的探索對於散文詩界是一份頗有詩學價值的貢獻，也為我們探究散文詩的文體成熟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這是我們在世紀末期應注意的詩壇新動向。”這樣的評價應該說是客觀的，準確的。而蒙飛作為一位年輕詩人能有此殊榮實屬不易，這份成就得益於他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理性的認識和批判，對其他民族優秀文化成果的吸收與再創造。
作為駱越之子的蒙飛，對生他養他的那片紅土地是如此地熱愛與迷戀，從未改變對她的一腔熱血和一往情深。因此，蒙飛不滿足隻對壯族傳統文化直接的、感性的認識，他要把從兒時起積攢下來的感受和體驗升華為理性的、係統的認知。為此，他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大學時代和工作之後，他的理論研究多以壯族掣究文化為對象。《壯族圖騰“使者”小考》《批判的困惑》《文化的淪喪和文學的衰落》《花山壁畫主題探》《從危機向轉機邁邀《偽民族文化批判》等文章的撰寫，使他得以深人到壯族傳統文化整體結構內部，對其進行理性的反思和審視，並作出符合時代精神的解釋和評價，從而找到了傳統與現實的結合點，使傳統生命力得以實現。有了如此充分、豐厚的理論準備，蒙飛的文學創作一改過去的輕飄與空洞，作品的民族性、曆史性、現實性顯露出了它的深度、厚度和廣度。尤其是他近期創作的長篇散文詩《歌墟》，特別能顯示他的創作實力。《歌墟》以一種係統而靈性的筆觸來表現壯民族：以壯族的曆史為線索，以壯族的民族精神為引領，勾勒出曆史發展尤其是精神發展的輪廓，展現壯族由洪荒時代到現代文明所走過的艱難曆程。
為什麼我們擁有無盡的山歌，那是我們有無盡的苦難。
我們的曆史從始至終是一部苦難史。
駱越的苦難曆程幾首歌謠就能記載？紅水河是血染紅
的，木棉花是血染紅的，紅繡球是血染紅的。
窮人苦歌、長工苦歌、媳婦苦歌、孤兒苦歌、寡婦苦
歌、鮮公苦歌重重包圍這一片本該豐膠富足的土地。
―引自《歌墟》
壯族的悲苦是《歌墟》反複吟唱的主題，詩人創作時選擇如此獨特的審美視覺和切人點，是因為詩人懂得；“傾訴最哀傷的思緒才是我們最甜美的歌”（雪萊）。同時，“悲劇所表現的，是處於驚奇和迷惑狀態中一種積極進取的充沛精神。悲劇走的是最費力的道路，所以是一個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標誌。一個民族必須深刻，才能認識人生悲劇性的一麵，又必須堅強，才能忍受”（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因此，能不能創造悲劇作品，有沒有悲劇文化的傳統，已經成了一個民族是否自信的標誌，也是她是否成熟的表現。壯民族的文化傳統源遠流長，豐富而燦爛，其中創造了大量的悲劇作品。這些作品足以說明壯民族是一個深刻、堅強、生命力旺盛、富有進取精神的民族。作為駱越後裔的蒙飛，很準確地把握住了這一壯民族的文化精髓。他帶著同情和敬意反複吟唱壯族悲歌，同時又對這種苦難作出理性的分析和評價。這些審美評價有一個中心，即全詩吟唱的主題：對民族不甘落後於苦難而是自強不息的精神的肯定，對美好明天的憧憬和向往。詩人在序歌《重返家園》中寫道：“滄桑幾變，不老的是那首歌。那首以血汗、生命譜成的民族之歌自強之歌。”“於是我們重返家園，找回失落的音符。在煦和的陽光裏，在溫馨的月色下，重新譜寫新時代的輝煌燦爛，再度弘揚古老駱越不老的歌好。”
壯民族的根在蒙飛筆下的這片紅土，它是駱越民族祖先姆洛甲安息地，也是壯民族的誕生地。那麼古老、那麼蒼茫、那麼貧窮、那麼疲憊，又那麼多情、那麼豐厚、那麼豁達、那麼堅強。蒙飛對這片熱土傾注了無限的厚愛，同時也充滿了自信和自豪。他的創作對曆史的切人，主要不是從杜會學的角度，而是從文化淵源層麵去解剖人生，注意開掘源遠流長的地域文化與那些僅止於寫鄉情民俗、寫“家園”的詩人不同，蒙飛的鄉土已非原本意義的鄉土，而是塗著一層精神暖色和理想主義的鄉土。蒙飛是從精神文化尋覓家園，是真正有家園意識的詩人，應該說蒙飛是一個尋覓家園的執著者。
為了這種精神，蒙飛在《歌墟》中找到了表達內容的最佳形式，用長篇散文詩來抒寫民族的歌唱，抒寫詩人的生命感悟。在蒙飛的筆下，散文詩已不再是被限製在500字以內的乖巧的文體，他以邊睡人的勇武大膽來表現自己的藝術極限―突破散文詩過去的舊有模式，極大地發展了散文詩深沉感應現代人類內心意識、情感律動及自由地體現和把握生活的長處，從而使散文詩走出僅表現個人心語的格局。把筆觸伸向壯族曆史的古往今來，其中還蘊含著深刻的哲學、人類學等方麵的思考，顯露出曆史的深邃感。應該說，蒙飛的這一嚐試性探索是成功的，有意義的。從此，史詩性所具備的宏大、深遠、開闊成了散文詩又一審美特征。
與《歌墟》的內容文體相一致，蒙飛詩的語言有著鮮明的駱越文化特征，語言很有力度，很有激情，展示一種近於雄性的粗獷、頑強不息的生命力。蒙飛還大膽地運用了民歌變體，並使引進的外來語法趨於和諧，從而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民族的、又是現代的歌墟盛況。
畢竟蒙飛還年輕，正處在28歲詩一般、黃金一般的年齡。個人感情生活十分豐富又極不穩定，正如歌德感歎這個年齡段時的不朽句子：“樂時猶如上天堂，悲時猶如下地獄。”同時作為一個正在擴張自己藝術空間的青年作家，又處在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在我完成這篇評析文章的時候，興許他在文學的哪個領域又有了新的嚐試、新的成就；或者在文學之外，他已成為一把經商好手。總之對他的未來，我姑且不作直接的、簡單的預測和猜度。但蒙飛有了堅實的、豐富的理論基礎，又有一顆尋覓家園執著的心靈，足以讓他在眾多的領域大顯身手。
寫於1993年6月
漂泊的孤魂
―談青年詩人劉浪的詩作
雷體沛
這似乎是一個早已過時且極為不合時宜的題目了。在商業主義向文化領域大舉進攻的今天，“文化潰敗”正走向它的徹底性。此時還談什麼精神文化，也確實有點愚不可及了。
可是，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
於是，唐吉訶德先生就自然成了我們的榜樣―在已經逝去的境地孤獨而寂寞甚至勇敢地生活著。
畢竟，人類還是要存在的。存在就必定要發展―隻有動物才聽命於外在世界的任意擺布―而人類的發展當然是由於精神的動力！精神永遠是人類展望未來的向導。
因此，我仍然為那些沉浸並展示精神世界的孤獨者歌唱，因為我和他們一樣，都是這個時代的不可“救藥者”。
劉浪，這個一直唱著自己心靈之歌的年輕詩人，也一樣生活在他的精神世界裏。他的幾乎全部詩篇中，總是在告訴人們：那顆躁動不安的靈魂，在苦苦地尋找著失落家園後的歸宿。隻要沉浸於他的詩的世界，便開始了這種不斷的尋找。他向周圍的世界呼喊，向所愛的人呼喊，向冬天呼喊，向自己的精神呼喊―可那一腔激情與玄想，還是找不到安置之所。他就是這樣一個孤魂！
他何以如此焦慮而執著呢？
這裏，我不得不采用那種固有的陳舊文學評論模式，去追問劉浪的人生蹤跡―
遠離家鄉的漂泊感，這是伴隨他成長過程中總也擺不脫的精神困惑。早在12歲時，因為家裏弟妹們多，父母感到生活的艱難，不得不將他送到外地親戚家寄讀。從這時起，他就一直處在這種漂泊與流浪之中，從初中到高中到大學，從美麗的洞庭湖畔到南國的邊境山城憑祥到相思湖畔，他在漂泊中成長，在對故鄉的深深思念中成熟。他的全部詩作，就是他的這樣一個心路的曆程。到外求學，這對大多數青年來說，都是值得高興的事，因為那畢竟是一次人生的超越；但這對劉浪來說就不一樣了，他的離家卻是迫於生活的無奈，是他本人不情願而又不得不作出的選擇，何況他當初還是一個幼小的孩子。這一無法選擇的記憶，便深深地在他的心靈打上了印記。生活逼迫他早熟。還在上初中的時候，他就開始了詩歌創作，在他想象中的世界裏去尋找故鄉，去思念故鄉的父母，去擁抱故鄉的山水。同時，他也在對故鄉的尋求中成了一名詩人。他是這樣懷念家鄉的《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