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緣何續新篇談抗癌2
感染力感召力強
我在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一位編輯、我大學時的同學寄出《奪命》一書後，不久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文如其人。這本書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最難得的是毫不掩飾，非常本色。在書中，你對生活遭遇、心路曆程，無不坦誠訴說。作品隻有率真，才見力量。但，這是需要勇氣的。因此古人說“涉世無如本色難”。你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固然和你的個性分不開，同時也因為在和病魔不斷抗爭中，不斷自我修煉，內心從騷動到寧靜，靜能生悟，如你所說困惑之後，走上探幽之路。”
下麵我要“繞”點“彎子”，從同學所說的“坦誠”寫起，多寫幾句話，然後再回到小標題已標明的“感染力感召力強”的主題上來。他認為“坦誠”是一種美，誇我在《奪命》中曾“坦誠”過一回，既然如此，我在這本書中就再“坦誠”一回，再“毫不掩飾”和“非常本色”一回。壞事不幹，好事應多為。我的在京的中學同學不少，大學同學也有幾十位，相比之下我更願意和我的中學同學交往，事實上也過往密些。我是有我的思想支配的，當然，現在事實已經證明這種支配是不無偏頗，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我以為中學時同學的友情是一種“娃娃情”，大學時同學的友情是一種“成人情”，由於結情時的年齡不同，腦子想事多少和心眼兒活泛程度的不同，等等，“娃娃情”要比“成人情”來得單純、真摯，更具俠義性、仗義性。可是，經曆了《奪命》的事以後，我猛地打了一個冷顫：天哪，我大腦裏儲存的是，關於社會學這一部分的無字無形的印刻，原來不是經典，不足以訓誡顧家的子孫後代，而是一大謬誤、一大荒唐和可笑。
寫信給我的這位同學是溫州人。他一臉的靈氣，一身的文氣，兼而有之的是一位大文學家的相貌。他戴一副度數比較深的近視眼鏡。眼鏡上好像一度曾係過一個金屬的練子。太像了，太像我在照片、銀屏上見到過的俄國偉大的小說家契訶夫了，我問同學們，他像不像契訶夫，有不少的人點頭稱是。我後來有時叫他真實的名字，有時叫他“契訶夫”。“契訶夫”在信中又寫下了關於《奪命》的這樣幾段話：
“昨天我一口氣看完了你這本書，心情十分激動，作為一個老同學，我為你感到驕傲！”
“你出這本書，真是修了大德了。不但使癌症病人能從中得到鼓舞，其他讀者也能從中得到啟發和激勵，加強他們對生活的熱愛。”
“比起你對疾病、對生活的積極態度，我就差遠了。我身懷一條破氣管，它從不安生，時時作祟。有時折騰得我夠嗆。退休後我曾兩次休克，差點兒給不怎麼精采的生命畫了句號。於是，我就以病人自居，除幫我們部門學刊改改稿件外，很少有所作為。看了你的書，隻能喊聲慚愧。正因為自己受過病魔折磨，享過個中滋味，更從心底佩服你。老兄，你真是好樣的！”
在接到這位同學的信不久後，我又接到了一位曾在鐵道部下屬某出版社任社長、複旦大學新聞係同學的一封信，在談及《奪命》的讀後感時，他是這樣寫的：
“謝謝你寄來《奪命》，我看完了，很受感動，很為有這樣一位同學而自豪。下次同學聚會時，我建議你給大家好好講講，都這個年紀了，做一點如何麵對疾病的思想準備，是一種很現實的需要，你的不幸和奮鬥，會使同學們深受教育的，至少對我是如此。”
其他在京的許多大學同學在與我通話或與我麵對麵地交談時，說及《奪命》也有過“感動”、“激動”的字眼出現。我的複旦大學新聞係的同學是什麼一個概念呢？除我之外，即使不能算人尖子，也絕不是等閑之輩。我們是公元1957年進的複旦大學新聞係，那一年進這個係之難能不能加一個“最”字我把握性不大，但我敢肯定可以加一個“很”字。沒有一點兒實力，沒有一個發達的大腦皮層，複旦大學新聞係的那道門檻兒，你隻有站在一邊欣賞的份兒。我不用做調查，他們工作後肯定一個個都成了本單位的業務骨幹。經過多年的磨練，肯定一個個都成了文章的寫家和識家。所以，他們對《奪命》的反應是格外使我高興的，甚至可用“受寵若驚”來形容。
我在京的大學同學並不隻玩嘴，他們還對我進行實際的幫助。比如，他們把《奪命》引薦給了一些媒體，這些媒體也進行了宣傳報道，進一步提高了《奪命》的知名度。可是，在我以前的情感世界裏還存在著“娃娃情”和“成人情”的東西，實在對不住人得很哪。
漸漸地我怕被愚弄的心理負擔減輕了些，因為除了我的大學同學之外，不少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也不斷地向我傳遞信息，反映他們也同樣受到了《奪命》的震撼。我有了這樣的思考：我自信我為人還算善良、純真，劣跡雖也有，尚不能冠以“罄竹難書”4個字，同學們跟我過不去，素不相識的人幹嘛也跟我過不去呀；一個人、幾個人、少數人跟我作對，幹嘛是人都跟我作對呀。想人想事應往好的積極方麵想，多疑是不可取的。於是，我相信又一些人跟我講讀《奪命》受到感動和感召的話，是一種可信度高的話，一種真情實感流露的話，所以我願意記錄下來。
某日下午3點鍾，我正在由我家通往我們幹休所活動站的一條彎曲小路上走著，也正由我側麵的一條彎曲小路向活動站走著的閔老兄向我招手，示意我等候他一下，我隻得收住腳步。他三步並作兩步地快速趕到我的麵前，笑嘻嘻地對我說：“今天上午我看了《北京電視台》的《北京您早》欄目播放介紹你和你寫的《奪命》一書的電視片了。你送給我的《奪命》一書我剛看了一半就被老伴奪走了，她要先睹為快。她已看完了，說是很受感動。她批評我說“你看人家老顧……”“我老顧有什麼好看的呀！”“不講你自然不知道，我是一位海軍的幹部，現在是隨老婆的軍，住進了你們總後的幹休所的。我四十幾歲不到五十歲時患了腿疾，被處理轉業到地方，有些想不通，情緒一直起不來，不免有些缺勁頭兒。你行，患癌後照樣折騰，不要說別的，《奪命》這本書可是你為社會幹的一件大好事。你棋下得好，而且那麼投入，那麼忘情，從你下棋時的表現看，看不出你和健康人有什麼區別，要不是看了電視、看了書，怎麼也不會覺得出你是個癌症病人，而且是個中晚期癌症病人。看來人需要有堅強的意誌，正常情況下需要，受挫折的情況下更需要。你意誌堅強，值得我學習，我老婆也要我好好向你學著點。”“學別的談不上，要說向我學象棋，恐怕夠你學三月兩個月的，也許還得比這時間要長。別小看我現在這破棋藝，花的時間的成本可大了，你不在時間上多投點資，想達到我的水平，我看難。怎麼樣，今天先學幾盤再說呀。”“對，今天先學幾盤再說。”
又是一個長途電話。這些日子長途電話多，上海的尤其多。這回果然又是上海來的。對方是一位女性，四十幾歲，患胃癌不久。她前些日子曾來過一次電話，那時她情緒非常糟，調子相當低沉。她告訴我，她姓李，是一位會計，一個要強的人，幹起活來是個拚命三郎。在班上從未因工作問題而招來非議。可是患癌症後，單位領導的態度突然來了個“向後轉”，她很苦惱，很傷心，很悲觀，覺得活著沒有意思，想以死一了百了。我勸她千萬別再這樣想了，如果真的死了能說明她什麼。我得了胃癌不還活著嗎，並且覺得活得也算滋潤。她說她正因為看了《東方電視台》關於我的事跡的報道，知道我的想法和做法與她不一樣，才找我要《奪命》的書看，想從中得到啟迪和幫助。打完電話後，我一時平靜不下來，胡琢磨開了：她說的“向後轉”是不是指的要她下崗或提前退休？如果確是如此，她的單位領導算是缺了大德了，等於是從懸崖上把人家往崖下推。我並不承認我的猜想純屬無稽之談，就在我的身邊曾發生過類似的事。某單位的一位女同誌，40歲時患有胃癌，動了切除手術。病後不久，部門領導有意讓她退休，她不甘心，便緊張地開展了自己救自己的救援行動，找有關單位、有關領導申述不該讓自己退休的理由。經過斡旋，終於使有意讓她退休的領導改變了主意。她後來在和我的一次談話中說，如果當時退休了，說不定她早已因抑鬱而死。因為有過一次通話，當我知道是李女士打來的電話後，不等她開口便先向她發問：“寄給你的《奪命》收到了嗎？你現在的感覺如何呀？”“已經收到了，正在抓緊讀，已經讀了不少章了。現在認識有了改變，覺得想死容易，想生難，癌症患者想生更難，更需要堅強的意誌，勇敢無畏的精神，頑強的毅力，豁達樂觀的心緒，科學的態度，但也正因為想生難，才能更好地顯示一個人的人生價值。我打電話給你就是為感謝你送給我一本很好的書。等我全部讀完後將寫信給你詳細地談談我的感受。再次向你表示謝謝！”“謝什麼呀，我們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能為你戰勝癌症出一點兒微薄之力是我應該做的事，也是最使我高興的事。不想死，這就對了。就該想活，想多活。”
該這位走運，我已看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節目，正打算完成我每天的“必修課”——去樓下運動運動，鍛煉身體，現在我已邁出了家門，順著樓梯走了幾級，我家裏的電話鈴聲響了，遲響10秒鍾我可能就聽不見了，這位打電話的人打得多麼是時候呀。原來是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的一位中學女同學打來的。她開宗明義一上來就切入主題：“你的《奪命》大作我已經讀完了……”“得罪你，請你暫時停住，讓我先發言。在北京的中學同學相聚時，我雖開玩笑“葷”的“素”的一齊上，正經、安分的時候不多，可我在你的心中不失為一個純樸、老實、善良的人，這話是你親口對我說過的，你大概沒有遺忘吧。”“記得清楚著啦！沒有忘呀！”“可是你對一個你自認為是純樸、老實、善良的人開涮，就不覺得殘忍、狠毒了點嗎？！”“你的話我聽不明白，請解釋。”“你收到書時，曾經打過電話告訴過我，現在你就打電話說已經看完了，上一個電話和這一個電話的時間間隔才多長呀！”“怕不怕加班加點、抽空拔閑呀！”“這麼說，果真看完了！”“而且感慨頗多，要不要聽？”“極有可能有討我歡心的內容，即使是沒有一點內容的，我也要聽，因為是你的聲音，而不是別的女士的聲音。”“這是為什麼？”“等你發完感慨之後告訴你。”“書我確實讀完了。我也曾動過大手術，生過重病，飽受苦難和愁怨，所以讀來倍感親切，激動不已。《奪命》傾訴的是你內心的蘊藏，似乎也在傾訴著我那時的蘊藏；你在說著今天的你，似乎也在替我說著舊時的我……”“得罪你，我再次請你暫停。你不是有個女兒在美國嗎，你不是經常去美國探親嗎，我問你，你在美國見到中國人時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很親切，很高興，就像在北京見到安徽人一樣，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一句話，感覺相當不錯。”“可不可以說，你讀《奪命》的感覺和你在美國見到中國人、在北京見到安徽人的感覺屬於一種類型的，僅此而已。或者可不可以這樣說，你讀《奪命》後的反應隻是一種共鳴效應。”“有相同的一麵，但絕非完全的一樣。我是剛合上《奪命》就給你打電話的，騷動、激越在發揮著主導作用。我想，隻有在我進行了冷思考之後我能深些透些條理些數說出它對我做出的支付，但這是需要時間的。你等著吧，我會再給你致電的。”
起床後去盥洗間洗漱路過大廳時，一眼就瞅見放在桌子上的寫有“給檢查官打電話”7個字的那張小紙條。小紙條是我昨天晚上放在桌子上的。多年來，我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將我要辦的事寫在紙條上，放在家中顯眼的地方，幫助我記憶，以免遺忘。是該給“檢查官”打電話了。“檢查官”並不是實在意義上的檢查官，是我“任命”的。迄今為止，“檢查官”本人並不知道她自己還有這樣一個名字或者說綽號。“檢查官”是兵器工業部老幹部局的一位幹部，一個很有孝心的女士。“檢查官”在看了北京電視台的《北京您早》的節目中播放了關於我抗癌情況的電視片後，立即給我打來電話，說是她在鄉下的父親也患胃癌不久，父親和母親情緒都很低落，母親因此染上了抑鬱症，所以她打算立即回鄉下去，接父母親來北京，然後領著他們登門求我向他們麵授抗癌機宜。我和她商量：“我的抗癌的東西全部塞到《奪命》裏去了，落下在大腦裏、肚子裏的，實在沒什麼新玩意兒了，要我講確實講不出新鮮的。《奪命》已在王府井新華書店和西單圖書商城上市了，你不妨辛苦一趟買1本來，給鄉下的老人寄去，如果他們看了書後仍覺得有必要與我麵對麵地交流，你就打電話告訴我，我一定熱烈歡迎，親切接待，竭力滿足要求，如何？”幾日以後我打電話詢問她是怎樣決策的。她回答說她的手頭已有了《奪命》，但她並不急於立即就寄出，她得先看一遍，檢測一下可否寄給他們，然後再作道理。我因此才給她起了個“檢查官”的名字。我今天打電話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檢查官”“檢測”完畢了沒有。上午8點鍾剛過，我就撥通了她辦公室的電話。聽到是我的聲音後，她認定她已明白了我想知道什麼，便不等我開口先就說了起來：“書我已寄出了。”“考慮成熟了？”“對，考慮成熟了。你的書首先感動了我。被你的樂觀主義感動了，被你的正確的人生觀和生死觀感動了，被你的從不言敗、頑強拚搏精神感動了。書中沒有眼淚、呻吟、哀歎，充盈著的是呐喊、歡歌和笑語，我甚至懷疑它是出自一個癌症患者而且是中晚期癌症患者之手。我從中獲得了堅強、毅力和力量。我從你的勝利中看到了我父親的光明前景。我的感覺是良好的，我想他們看了也會產生像我一樣的良好感覺，對治療父親的病，對振作起母親的精神會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我就把書寄給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