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事出自有因2
事從氣字出
我從醫院回家不久，一位在京外工作的中學同學登門看我。他說，聽我的一位朋友說，我的病是這幾年氣不順造成的。他囑咐我好生養病，以後心放寬些，肚量放大些，能忍則忍，盡量少怒，少氣。
此刻我並不知“氣可致癌”一說，隻知氣可致病、致死。我就經常見到或聽到某某氣昏過去了，某某氣得徹夜難眠而得病，不得不住院治療。在書本上，在影視屏幕上，在戲曲舞台上，我見到年輕有為、文武雙全的蓋世奇才——周瑜被老謀深算、智高才廣的諸葛亮氣得吐血而亡。至於究竟氣成什麼樣的病，死於什麼樣的病，我不知道，也無法、更無必要知道。
從我親身經曆的一件事得知，得了癌症的人不可生氣。手術後，有位先生和我發生了糾紛，他對人說，和他纏，不要饒了他，非把他氣死不可。顯而易見，他認為癌症患者氣不得，一氣就會嗚呼哀哉。可是，在我身上，他的觀點至今未被證明是科學的，是準確無誤的。
當時，我並沒有研究氣會不會致癌，我隻找我有沒有氣不順的地方。確實有人惹我生氣。
我曾自己生過自己的氣，不過，那是前些年，病前這些年自我感覺良好。和領導少頂撞，和同事無齟齬。生就的賤骨頭，無所事事，便覺得心貓撓似的難受，業務工作上因完不成任務或質量不上檔次而受到指責的事，並不多見。不作非份所求，把陳毅寫的“莫伸手，伸手要被捉”，既當詩句欣賞，又作信條供奉。後又搞來“人到無求品自高”的條幅，珍藏在夾子裏，時常拿來翻看，權當鏡子一樣照照。我稱黨紀國法、軍紀軍規是生命線、榮辱線、貴賤線、價值線，用它們來圈定我的活動線，過了這個線的話不說，過了這個線的事不做，不越雷池半步。忙完公務回到家裏愛喝兩杯，杯中極少盛有從外麵帶回來的未消的餘怒和餘氣。在辦公室裏我不乏安全感，夜晚在家裏我墊高枕頭睡覺，不怕半夜有鬼敲門。領導通情達理，該給的給我，有時過於優厚，令我受寵若驚。我所在的學院是綠化和衛生模範單位，它的自然環境，還有政治氛圍使我感到溫馨、陶醉、甜蜜，實在是心曠神怡，無氣可生。
我和妻以前曾有事端，近些年“戰事連綿”，風波頻起，卻在情理之中，是事物內部發展規律的必然反映。她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建築係（據說已改為能源係）。在與她戀愛時，我已料想到，一個清華大學的和一個複旦大學的組建起來的家庭，是最富於碰撞性的家庭，稍不注意，就會成為一個爭吵型的家庭，一個充滿著火藥味的家庭。但我沒有改變主意，另行選擇，組織另一類型的家庭，因為我喜歡與妻這種條件的人結合，盡管這種結合潛藏著危機，隱禍。這就叫趙、錢、孫、李，各人所喜。婚後主要由於我的責任，我的家庭果然成為爭吵型的家庭，但因我早有思想準備，吵架慪氣所產生的對軀體的破壞性大為削弱。其實，妻帶給我的是：利大於弊，益大於損，樂大於愁。妻對我的貢獻頗大。她的各個方麵我都滿意。雖然有時也由於她的不是引起糾紛，使我生氣，可當我從大處一想時，氣傷身的功效就微乎其微，絕對不至於致癌，就算是氣真的可以致癌的話。
倒是我的母親這些年氣得我不輕。像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母親一樣，我的母親也是一位好母親、好女性。她出生在一個窮手藝工人家庭，從小就沒有享過福。20歲出閣，婚後不久丈夫病故，改嫁我喪偶的父親。她勤勞純樸，人緣很好。解放前，她和我們一家人一直過著清貧的日子。解放後，她一直在基層當幹部，任過村婦女主任、鄉婦女主任等。要不是她家庭觀念太強，早就吃了“皇糧”，至少當了鄉一級的國家幹部。1958年，她去馬鞍山鋼鐵廠參加大煉鋼鐵，在馬鞍山鋼鐵廠水泥車間當工段長。1962年“大煉鋼鐵”下馬時，廠方一再挽留母親，要她留下來繼續當工人，母親又是因家庭觀念太強，離廠回到了農村，繼續擔任村幹部，直到70歲時才退了下來。她曾當過縣、地區治水模範，家鄉人在叫她的名字時，一般都不叫她的真名實姓，多叫她“勞模”。她算得上在我的老家那一帶。小有名氣的人。
母親愛我們兒女。她對我恩重如山。她給了我有血有肉的身軀，給我提供了創造、發展、進取、追求的條件和機會。特別有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複旦大學新聞係學生這塊牌子的獲得，與母親的貢獻密不可分，盡管她並不知道。高考前我很自信，覺得其他科目絕對會拿高分，就是擔心作文有可能會“砸鍋”。為了有好成績，我預先猜了兩個作文題，寫成稿子背了下來，以備他日之用。所猜的兩個作文題中，有一個便是“我的母親”。因為母親的事跡好，我的文章也就寫得好。高考考語文的那天，我打開試卷一看，作文題果然被我猜中了。我猜想，我的作文得分肯定是相當高的，不然的話，我不可能於1957年進入複旦大學新聞係。
但是，我的母親卻有嚴重的缺陷，她像家鄉許多人一樣，從小就沾染上賭博的惡習。我的父親也好賭。母親和父親在賭博方麵堪稱是天生的一對，地就的一雙。我覺得我們的家解放前所以那麼窮與雙親的好賭不無關係。我很恨賭博。當我們家鄉這塊大地上又興起賭博的妖風時，我擔心我的母親會舊病複發，再上賭場。我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家鄉傳來訊息，母親成了賭場上的常客，而且由於年歲大了，眼睛不好使，總是孔夫子搬家——輸多。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在與母親見麵時，我苦口婆心地勸母親息賭，可她卻我行我素，照賭不誤。為了她賭錢的事，我經常是一連幾個夜晚睡不好覺，唉聲歎氣，不知怎樣對待母親才好。我開始對她產生反感，漸漸有些格格不入。過去我們母子見麵時有談不完的心，非常融洽。現在代之以爭執、吵架。就在我胃癌發作住進醫院的前幾天，我和母親還惡吵了一架。我無法具體說出母親的行為對我的健康造成多大的危害，但確實是給我的精神和肌體帶來不小的打擊。
惹我生氣的另一人是我的兒子。兒子玩心太重，而且十幾年一貫製。幼兒時期愛玩，上學了也愛玩。讀小學愛玩，讀初中愛玩，到了高中離高考也就眨巴眼的工夫了，仍和個玩字纏得沒完沒了。就為玩，他被“玩”到杭州他大姨媽家去了。這是怎麼回事呢？他和他們班上另外幾個愛玩的孩子搭幫結夥地玩，我和他媽商量決定把他送到杭州去讀書，讓他和那幾個也愛玩的孩子隔離開來，或許對收他愛玩的心有好處。為給他“治”玩病，我嘴勸，手揍，“文戲”和“武戲”也不知唱了多少出，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他始終把玩作為重點突出，隻舍得把精力的50%～60%用到學習上去。心思對著玩，學習成績自然不會好，我和他媽都覺得高考落榜生他是當定了。望子成龍，天下做父母的概莫能外，碰上這麼個兒子我能不生氣嗎。另外，為他的學習問題，我和他媽多吵了許多的架，多生了許多的氣。兒子把我身上的多少個好細胞氣成了癌細胞，我說不準也說不清，反正把我氣得夠嗆。
我的弟弟是我的第三個生氣源。他兒時得了一場大病把腦子搞壞了，如今辦起事來不會前後左右、遠近高低的多想想，因而有時他就不自覺地惹我生氣。他已有了兩個女兒，覺得不行，想再要個兒子。我母親在這方麵倒很開明，認為不一定非要兒子不可，可是拗不過弟弟，他老婆給他生了個兒子。他如願以償，挺美的，卻給我增加了思想和經濟負擔。他們原來就缺錢花，這一添人進口，就更捉襟見肘。我不能看著他們受窮不管，隻有多掏腰包。我還要給他們預做準備，建立小銀行，以防一旦出現非正常年景時接濟他們。我這不是過慮多愁，“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家就餓死過人，弟弟也餓得個九死一生，誰敢保證像那樣的年景就不再有。我搞不清弟弟為我患癌症做出了多大的“貢獻”。搞清了又有什麼用，生他的氣又有什麼用，可是我能不生他的氣嗎。
我不知道“生氣可以致癌”，有沒有“娘家”，有沒有“外婆家”。可是，在醫生們的嘴裏，在醫書上，答案是明確的：生氣確實可以使人致癌。自古到今，中外醫者大多認為精神因素對有些癌症的發生和發展有著影響。就有“百病皆生於氣，萬病源於心”、“世界上70%的病床是為精神負擔重的病人準備的”、“精神創傷、不良情緒，為患癌症的重要病因”、“無根據的恐懼、精神沮喪所導致的癌症發病率，要遠遠超過家族的遺傳因素”等等的說法。
我國古代的醫者們早就注意到精神對包括腫瘤在內的諸多疾病的發生和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他們認為，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變化是人體活動的一部分。如果由於長期的精神刺激或突然的和劇烈的精神創傷，超過生理所能調節的範圍，就會引起髒腑功能失調而發病。唐代醫學家孫思邈說：“怒甚偏傷氣，恐多大損神。”這就是說，不設法避免怒和恐，就會惹病招災。另一古代醫家陶弘景在《養性延命錄》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養生之都契也。”這是告誡人們要控製和調節好自己的情緒，否則病魔就會找上門來，要延命，想長壽，無異乘民航747班機去火星上旅遊，門兒沒有一個。有的醫家已毫不含糊地認為，精神因素是一些癌症發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內經》指出，噎膈（相當於現在稱之為的食管癌和賁門癌）是“暴憂之病”。例如，朱丹溪論乳腺癌時說，它是由於“憂怒鬱悶、朝夕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所致。再例如，陳實功發表見解道，乳岩（癌）因憂傷肝，思慮傷脾，積思在心，所願不得，經絡澀，聚結成核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