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以來，人們就後結構主義的諸多問題展開了多方探討。一言以蔽之，我們可稱之為解構。我在本書中所要做的，可以說是從建構即建築的角度來思考解構。事實上，與哲學以及文學批評不同的是，60年代以後的建築師已經在從事與解構平行甚至超越解構的工作了。在此意義上，後現代主義概念首先產生自建築界並非令人不可思議。不僅如此，結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建築用語。也就是說，後結構主義中充斥著建築的隱喻。
為了給哲學家下定義，柏拉圖曾以建築師作為隱喻。他說：“製造一詞具有很寬泛的含義。毋庸贅言，無論何物，當它產生時，其原因完全都是因為製造。因此所有屬於技術的製作都是製造，每一位從事製作的工作者都是製造者。”（《會飲篇》）這些工作者的首領就是建築師。
對柏拉圖而言，建築意味著通過將一切“生成”看作是“製造”從而與“生成”構成對抗的姿態，而他把這樣的哲學家比作建築師。但實際上柏拉圖與雅典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並看不起那樣的手藝活兒。建築無非隻是個隱喻罷了，因為實際的建築有一半是屬於“生成”的。可以說，柏拉圖以降，是將知識建立在牢固基礎上的意誌。後來，笛卡爾、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以及無數哲學家都把建築師、城市規劃者用作隱喻，而最新的例子則可說是結構主義者。
柏拉圖不斷地把幾何學加以規範。但是幾何學或者數學基本上是一種實踐的技術，正是柏拉圖使其成為堅固的“建築”。柏拉圖以及歐幾裏得在實踐方麵給數學帶來的東西為數不多，相反，從排除了已在巴比倫王國發展起來的代數來看，其意義還是負麵的。數學本身如同其現實那樣，具有一半的“生成”性。自柏拉圖以來人們之所以不斷規範數學，是因為數學似乎最具建築性質的可能。所謂哲學，就是“對建築的意誌”的別稱。數學本身不具建築性的可能，這已由1931年哥德爾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所證明。在此之前，作為隱喻的建築一直統治著數學。進一步而言，作為隱喻的建築還一直統治著建築。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自20世紀70年代起，作為隱喻的文本替代建築，占據了統治地位。比如巴特將文本與作品加以區分。作品等同於建築，那裏存在著貫穿整體的意義，還有管理的主體（作者）。然而所謂文本則是語言的編織體，它由各種引用以及換喻式滑行組成，那裏沒有什麼“作者”。當然這樣的認知並非隻有巴特或文學批評率先進行。實際上可以說各個領域都在闡述著同樣的事情。比如後結構主義者所批判的列維-斯特勞斯就已經針對製造提出了“拚貼”（bricolage）概念。雖然建築領域並未使用相同的詞彙，但“作為隱喻的建築”也日益被“作為隱喻的文本”所取代。這就是後現代主義。這一源自建築領域的用語普及開來，最終壓倒了“後結構主義”概念。此過程告訴人們，這一事態是如何與“建築”相關的。
所謂作為隱喻的文本，基本上是一種認為“生成”優越於“製造”的主張，這就如同休謨之於康德，蒙田之於笛卡爾那樣，是對肯定文本多樣性的思想家的認可，而最終它還必定要回溯到對柏拉圖的批判。尼采最早批判了柏拉圖主義，即那種無法肯定“生成”的偶然性以及多樣性的弱者所采取的“對建築的意誌”——柏拉圖將其稱為對真理的意誌。但如果20世紀60年代後還將尼采與柏拉圖對立起來，則是一種故意的無知了。如同米歇爾·塞爾所指出的那樣，結構主義之後的思想基本上基於形式數學，與依然對數學進行浪漫主義式反擊的尼采相比，它更是柏拉圖式的。
1970年代後期，文本作為隱喻逐漸取代建築占據了支配地位。雖然我心有共鳴，但同時也產生了某種抵觸感。本書的第一部分，是我在耶魯大學時寫就的。當時我個人就後結構主義問題作了些思考，覺得美國語境下的後結構主義似乎過於偏向文藝批評。比如，我認為德裏達最初的成果——為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所作的注釋就被視而不見，而德裏達本人也過分遷就美國的文藝批評語境。雖然我本人是文藝批評家，卻想對這種文學性傾向提出異議。因為實際上，解構隻有在徹底結構化之後才成為可能，否則它就會止步於語言遊戲的層麵。
確實，柏拉圖是抨擊了詩人，但對他的反擊在浪漫派中已經顯現，而且還在尼采以及當今的文本派中延續著。這讓解構很奇妙地具有了文學性。他們認為文本的意義具有不可判定性。但文學性文本的多樣性本就不言而喻，稱文學“不可判定”既輕而易舉且廉價。不可判定性隻有在被認為是嚴謹的、可判定的諸如數學等領域才具有意義。事實上，這已經被哥德爾所證明。
然而，將文學與數學對立，是浪漫主義者的偏見。數學並非像浪漫主義者所想的那樣隻是處理數與量，而是處理關係或者說隻處理關係——數量是關係的形態之一。當我們不把文學作為素材而是作為素材與素材的關係看待時，文學就是數學的對象了。問題的關鍵在於，“關係”是否與“物體”一樣存在。柏拉圖認為“關係”以不同於“物體”的方式“存在”，而那就是理念世界。我們無法簡單地對其加以否定，因為即使否定了理念，物體與物體之間的關係區別依然留存著。
20世紀出現的形式主義者——比如數學領域的希爾伯特、語言學領域的索緒爾雖然提出了一種理念式的形式，卻不認同那種認為形式“存在”於某處的觀點。形式主義是一種使任意的形式先行，把對象以及意義作為其“解釋”或“模型”的視點。可以說20世紀的知性問題本質上出自這種新奇的倒轉。比如，認為隻存在作為示差形式的能指，而所謂的意思則是這些示差形式所產生的所指。或者像列維-斯特勞斯在原始社會親族關係的分析中所做的那樣，不從事實出發去歸納性地思考模型，而是首先思考出形式的、數學的結構，並把經驗性事實看作是解釋這個結構的模型。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形式主義的思維。
形式主義出現在語言學、人類學、精神分析、思想史以及其他各個領域。然而這種展現出來的多樣性卻妨礙人們從本質上質疑形式主義所普遍具有的問題。如果我們質疑形式主義，那麼我們必定會遇到柏拉圖最初麵對並作出了回答的問題，即“形式”的地位問題。在形式主義內證明了其自身破綻的哥德爾本人就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其他領域的形式主義也不可能與哥德爾所指出的事實毫不相幹。比如，可以說德裏達式的解構就是在另一個領域做了哥德爾所做過的事。
然而柏拉圖絕非隨意提出了理念式事物的“存在”或者說知識的基礎問題。實際上他希望通過實踐做一個哲學家=王，卻遭到了慘敗。他在想象中實現了不可能之事。就好像保羅對耶穌那樣，他把蘇格拉底捧作理念的犧牲。這既顯示了理念式事物“存在”的不可能性，同時也反複凸現了他必得實現的對建築的意誌。賦予西洋知識以特征的，正是這種對建築的意誌。
我無法簡單地對其加以否定。相反我認為，正是這種徹底“建築”化的姿態本身顯示出了其無根據性，暴露了它的“生成”，隻有通過徹底的建築化、形式化，才能來到它的“外麵”。僅僅依靠“生成”是無法對“建築主義”（constructivism）構成批判的。相反，“生成性=自然形成性”的東西並不像它表麵那樣混沌不清，而是可以進行形式上的解析。我的這些想法都得自於考察了“自然都市”的城市規劃理論家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倒轉了之前的想法，認為從形式來看，“生成性=自然形成性事物”是一個自指的形式體係。比如語言並不僅是差異體係而是自指的差異體係，此外貨幣經濟則是通過將一個商品作為排他的一般等價物（貨幣）而形成的各個商品之自指的關係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