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對建築的意誌
在給哲學家下定義時，柏拉圖把建築師用作隱喻，而其後的哲學家往往回歸到這一隱喻。笛卡爾試圖以城市規劃師的模式，建立起堅實的知識建築的根基。黑格爾認為知識必須是體係的即建築的。甚至連譏笑黑格爾說雖然他建起了壯觀的建築而自己卻住在一旁工棚內的克爾凱郭爾也效仿著這個隱喻。如今則更是四處充斥著建築用語。試圖否定柏拉圖以來的形而上學的運動被稱作解構，這一事情本身就是個證明。可以說，我接下來所要做的嚐試，是從建構即建築的角度來思考解構問題。
西方思想中存在著一種可稱之為對建築的意誌的東西。它被不斷地重複著，每逢危機就會再起，而其“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古希臘語中，建築（architectonice）一詞是“architectonice techne”的省略語，意思是“architectonice”的“techne”。而“architectonice”則是意為“原始、原理、首位”的“arche”與意為“工匠”的“techton”的合成詞。對希臘人而言，建築不僅僅是工匠的技術，而且是具有原理性的知識，它位於工匠之上，被認為是統領各種技術，對製作進行規劃、指導的技術。這裏的“techne”一詞不隻是狹義的技術，而是指所有的製造（Poiesis）。柏拉圖說：“製造（Poiesis）一詞具有很寬泛的含義。毋庸贅言，無論是何物，當它產生時，其產生的原因完全都是因為製造。因此所有屬於技術（techne）的製作都是製造（Poiesis），每一位從事製作的工作者都是製造者。”（《會飲篇》）柏拉圖就這樣在作為隱喻的建築裏找到了以“製造”來對抗“生成”的立足點。
但是追溯詞源並不能說明為什麼柏拉圖把建築看作是哲學的比喻，也不能說明為什麼這樣的比喻具有強迫的反複性。因為柏拉圖非常蔑視實際的建築與建築師。根據F.M.康福德（F.M.Cornford）的觀點，希臘思想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進化論式的，認為世界如同生命一般成長；還有一類是製造論式的，認為世界如同藝術作品那樣被設計而成。（《不見於文字的哲學》）換句話說，這兩種類型可以區分為是以“生成”看世界還是以“製造”看世界，而後者在希臘思想土壤中屬於少數派。因此，正如事實一樣，後者隻能在這樣的土壤中消失了。
要想存續下去，就需要別的觀念，而那就是作為建築師的上帝（God as the Architect）觀念。懷特海（Whitehead）指出：支撐著諸科學的不是數學或某種確切的基礎，而是認為世界由作為建築師的上帝所製造並支撐，世界因此在終極意義上是可知的、有秩序的這樣一種信念。這種信念通過中世紀的基督教以及柏拉圖主義而形成，因此近代科學隻誕生在西方。（《科學與近代世界》）但是如果從西方思想是希伯來與希臘的綜合，也就是說如果從西方思想是理性的希臘與非理性的希伯來的綜合這一通俗的視角來看，恐怕就無法理解這種“對建築的意誌”的強迫性重複了。將基督教看作是“通俗的柏拉圖主義”的尼采這樣說道：
倘若人們有必要，把理性變成一個暴君，就像蘇格拉底做的那樣，那麼，其他什麼東西製造暴君的危險，就肯定不小。理性當時被作為女救星推薦，無論蘇格拉底，還是他的“病人們”，都不能自由地是理性的——但這是絕對必要的（de rigueur），是他們最後的手段。整個希臘訴諸理性的狂熱，一種困境：人們陷於危險，人們隻有一個選擇：或者毀滅，要麼——荒謬地理性……從柏拉圖開始，希臘哲學家們的道德主義局限於病態；而他們對辯證法的重視同樣如此。理性=德行=幸福，這僅僅意味著：人們必須仿效蘇格拉底，製造一種持續的日光——理性的日光，以對抗蒙昧的欲望。人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地聰明、清醒、明白：對於本能和無意識的任何讓步，都會導致沒落……（1）
尼采指出，被認為始於希臘的理性誌向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選擇的基礎上。由此可見，對希伯來式或希臘式進行區分是膚淺的。相反，是否正是在這樣的西方思想的“起源”中，某種“起源”被遮蔽了呢？我認為是如此。在希臘，柏拉圖是少數派。像他那樣的思考來自希臘之“外”，那就是產生了靈魂不死、一神教、國家規劃的“埃及”。柏拉圖的哲學家=王的思想就起源於埃及。卡爾·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從柏拉圖的哲學家=王的觀念中，進而從埃及的神權政治中發現了馬克思主義“先鋒黨”的起源。（《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但如果是這樣，猶太教=基督教也應該是如此。比如，弗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指出，摩西是一名試圖恢複一神教的埃及皇室成員，他與猶太奴隸簽下契約計劃逃離埃及，結果在途中被謀殺。而這次謀殺作為“被壓抑物的回歸”，造成了強迫性反複運動。如此看來，可以說希伯來式以及希臘式這兩大西方思想要素均起源自“埃及”，並且正因為其被嚴重壓抑，因而不得不進行強迫性的重複。
但說實話，我所關心的並非這樣的曆史性追溯，也不認為這樣的追溯會有什麼結果。現在必須思考柏拉圖，其理由在於別處。那就是本世紀深入人心的“形式主義”所提出的強烈質問。尼采把矛頭指向了柏拉圖，試圖恢複被柏拉圖壓抑的前蘇格拉底哲學或“悲劇時代的哲學家”的權利。確立起對柏拉圖主義批判原型輪廓的大概就是尼采，但無論尼采的批判如何尖銳，他還是存在盲點的。那就是與尼采同時代並且“即使荒謬也要追求理性”的人們所帶來的東西。當然，結果和這些人的期望完全相反，他們非但未能建立起堅固的建築，反倒暴露出基礎的缺場。
如今的思考不管怎樣觸及尼采，它的出發點都與尼采所持有的浪漫主義思考的基本立場具有決定性不同。可以說，我們要從這一出發點來“重新解讀”尼采。針對理性，浪漫主義者把身體、情緒變化、感覺等等的多樣性以及混沌性作為本源的東西。但是對理性進行解構的是理性本身。換句話說，19世紀後半期興起的“形式主義”對其本身進行了解構，而未經自身解構的、針對“建築意誌”的批判，隻能是浪漫派性質的，無論重複多少次，都徒勞無益。
比如柏拉圖總是以數學作為典型，但那不是因為數學本身具有建築性。雖然在柏拉圖以前，數學已經在巴比倫王國以及其他地域獲得了充分發展，但對柏拉圖而言，數學與嚴謹無緣。因為數學是實踐的、經驗的，而柏拉圖帶給數學的，是作為反證法的“證明”。也就是說，如果公理被設定為一定的公約，那麼其後與之矛盾的事物就必須被排除在外。歐幾裏得設定了公理係，他隻承認可以用此公理係進行演繹的事物為真理。也就是說，是柏拉圖使原本並不具有建築性的數學成了建築。但這並非數學的必然，它阻礙了業已在巴比倫王國發展起來的代數學的可能性。實際上，數學的發展延續至今，與柏拉圖嚴謹的建築性並無關聯。
但最徹底貫徹了柏拉圖式“對建築的意誌”的，還是在數學領域。因此，對柏拉圖的批判必須在數學領域進行。因為在該領域，理念性事物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定義上，點是沒有延展的，但這樣的點無法通過經驗獲得。尼采抨擊了數學，但那不過是他的浪漫派式看法。數學對他而言，無非是數與量的問題。然而所謂數學是研究事物的關係，即無關事物變化的不變之關係的學問。數量是各種關係形態中的一個。此外，對尼采而言，概念無非是“陳舊的隱喻”。但正如馬克思所說，所謂概念就是關係。一般而言，學問就是要找出事物之間的各種關係。或許是因為在數學中關係看起來更加純粹化，就像柏拉圖所做的那樣，數學被當作學問的典型。然而我們不免生疑，這樣的事物關係是否與事物本然狀態一樣存在著呢？
柏拉圖不僅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也最早給出了答案。他說，所謂關係就是理念，它存在於理念界。我們並不能嘲笑他的答案。比如自然法則是事物的關係，但它是否存在於自然之外？如果它存在，那又在哪裏？康德在構成現象的主觀先驗形式中尋求答案。但即使否定了理念，二元性還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如果要將其一元化，那就會變成觀念論（idealismus）。因此，要否定理念，我們就應該對“關係”的存在論定位重新提出質疑。
由此而產生的就是20世紀的“形式主義”。形式主義不再去追問關係的存在論定位，其觀察視角是：以與對象、意義無關的恣意的形式為先導，反過來將對象、意義當作該形式的“解釋”或“模型”。在數學領域，就是希爾伯特的形式主義。當然，“形式主義”並不局限於數學，也表現在其他各個領域，有時並不冠以這樣的名稱。比如語言學中索緒爾的觀點被稱作結構主義，但是他的工作應該放在一般的“形式主義”潮流中來認識。比如索緒爾說語言是差異的形式體係，它可以是現實中任何一樣東西，可以是聲音、文字或手語，使語言所以成為語言的是任意的“形式”，意義或對象無非是附隨“形式”而產生的。狹義的結構主義並非始自索緒爾，而是雅各布森。數學結構主義伴隨著數學中的“形式主義”產生，所以在寬泛意義上，可以說結構主義是形式主義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