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什麼是自然城市的半網絡結構，亞曆山大作了如下解釋：在伯克利的某個路口有家藥店，藥店前麵有個報欄（放報紙的箱子），此外還有交通信號燈。一方麵，這些都是不變的要素，但另一方麵路人在紅燈時會停下腳步看報或買報。也就是說這三個要素一旦結合，就會發揮另外的功能。亞曆山大把它們稱作城市單元。作為一個單元的結合，產生自包括能夠互相結合這些要素的力量以及使該單元保持固定不變部分的、更大的living system所具有的動態集合之中。城市中的無數固定的具體的子集是這個係統的容器，可以視為具有意義的物質單位。這些子集的結合並非沒有定型，而是具有明確的結構。於是，亞曆山大不去敘述城市中無數的現實因子，而去思考由6個要素組成的簡單結構，並且以1到6的號碼命名這些要素。
“集合的結合在以下場合時，也隻有在以下場合時才能形成半網絡結構。即要麼是兩個重疊的集合要麼是從屬於整體，或者二者共通的各要素也從屬於整體時。”（8）比如，隻有在城市中，當兩個單元重疊時，重疊的部分本身是能夠認知的實際存在，其本身也是一個單元。以前麵的例子來看，其中的一個單元由報欄與人行道以及交通信號燈組成，另一個單元就由藥店（入口以及報欄）本身組成。這兩個單元在報欄處重疊，而因為這一重疊部分本身也是可以認知的單元，所以該集合的結構具有半網絡結構的性質。在人工城市中，這樣的重疊遭到了破壞。
相對於半網絡結構，樹狀結構是這樣定義的。“集合的結合在以下場合時，也隻有在以下場合時才能形成樹狀結構。即，屬於該結合的任意兩個集合中的一方或者完全被另一方所包含，或者毫無關聯時。”（9）
亞曆山大認為區分這兩個結構並不在於是否發生了重疊。更重要的是，半網絡結構比樹狀結構具有發展成為更加複雜微妙結構的可能性。比如由20個要素組成的樹狀結構隻含有19個子集，但由20個要素組成的半網絡結構可以包含10萬種以上不同的子集。但是如前所述，因為樹狀結構提供了將複雜事物分割為單元的簡單、明晰的方法，所以盡管自然結構總是半網絡結構，但人們往往將其還原為樹狀結構。人工城市之所以缺乏結構的複雜性，就是因為它是樹狀結構的。亞曆山大分析了巴西、東京等現代城市規劃者們業已實現或還未實現的九座著名城市的規劃，指出它們都具有樹狀結構。在這些規劃中，沒有任何一個單元是不通過作為整體的單元而與其他單元結合的，它們完全貫徹了樹狀結構的原理。
正因為亞曆山大關於人工城市與自然城市的差異的相關數學考察是形式的，所以才顯得豐富多彩，比如它也同樣適用於組織機構。軍隊與官僚機構是樹狀結構，它們不允許未經過上級組織的橫向交流。因為羅馬的街道發源於軍事營寨，所以希貝爾塞默把軍事營寨視為城市設計的原型。（《城市的本質》）他所思考的城市無疑是樹狀結構的。在此意義上具有深刻含義的是，瓦雷裏在敘述“人工之物”的結構時，是以軍隊為例的。瓦雷裏覺察到了“人工之物”的特性在於其樹狀結構。
當然，在組織實際發揮作用的地方未必保持著嚴格的樹狀結構。盡管官僚機構在形式上是嚴格的樹狀結構，但實際業務常常不經上級組織而是橫向進行，所以在實際功能中更接近半網絡結構。最典型的樹狀結構或許是間諜組織以及地下組織，其成員隻與上級組織聯係，成員之間的橫向聯絡是被禁止的。
如果嚴格遵從樹狀結構，那麼城市和組織都會毀滅。亞曆山大認為現代城市規劃就是這樣。類似巴西那樣的人工城市中的生活荒蕪感廣為人知。“在任何有機體內，過度的規劃以及與內在要素的解離，就是將來毀滅的最初征兆。解離在社會中表現為無政府主義，在個人中則是分裂症以及日益迫近的自殺的征兆”。
5. 結構與零
亞曆山大和那些僅僅為了製造更加人性的生活城市空間而反對規劃的人們具有決定性的不同之處。那就是他把自然城市看作是“自然製造的城市”。這絲毫不是對人工自然的讚美，因為城市本非自然。雖然亞曆山大批判了規劃師們的建築性企圖，但他還是徹底地“建築性”地思考了城市。如果說柏拉圖的哲學家=王是基於作為隱喻的建築師，並典型地顯現於20世紀的現代主義者身上的話，那麼，可以說亞曆山大的的批判證明了它的不可能性。然而他的方法卻貫穿了柏拉圖式的對建築的意誌。他並不訴諸作為人工的外部之“自然”這一幻想，而是在人工事物的內部，否定式地指明了其“外部”。
亞曆山大所進行的探索與其他領域所展開的探索齊頭並進。首先，在數學意義上，它具有結構主義性質。根據法國布爾巴基團體創立的結構主義理論，先把一切還原為集合，然後把各要素的關係看作“結構”。這個結構可分為三種：代數結構、序結構、拓撲結構。因雅各布森、列維斯特勞斯而聲名大振的結構主義主要與代數結構（群）有關，而亞曆山大所進行的工作是類似半網絡結構那樣的集合序結構。
但應該注意的是，任何一個結構都有相同的問題。那就是“結構”隻有在一定的目的性之內才能被發現。結構主義通過語言學尤其是雅各布森的音韻論而廣為人知。雅各布森的音韻論與索緒爾的音韻論有很大不同。比如，索緒爾指出語言中隻有差異，並且隻存在沒有積極項的差異。但這隻是指出了“混沌”而已。雅各布森對索緒爾的不成熟理論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索緒爾所說的關係雜亂而未加整理的音韻組織可以通過二元對立的集合加以秩序化。
不隻是土耳其語的元音音素的差異，無論何種特定語言、何種音素、何種差異都可完全切分為單純、不可再分的二元對立。因此，無論何種特定語言的何種音素——元音以及輔音——都可切分為不可再分的區別性特征。表麵的矛盾可一掃而光。二分差異特征的對立就是邏輯學所表示的真正的二元對立，這些對立中的每一個對立的特點是，兩項中的某一項必定包含其對立項。比如與閉音觀念對立的隻有開音觀念，前方、後方的特性相互召喚著對立一方，等等。（10）
如此看來，表麵上雜亂不堪的音韻組織盡管複雜，卻非常有秩序。列維-斯特勞斯曾被這種證明了混沌的東西其實極富秩序的音韻論所震撼。“音韻論對各種社會科學發揮了類似核物理學對整體精密科學所發揮的那種革命性作用。”（《結構人類學》）但是音韻論的成功在於其應用了數學結構。雅各布森的音韻論使原本看起來紛亂的事物，通過數學結構進行形式上的構成成為可能。據此，列維-斯特勞斯在原始社會的親族結構分析中使用了Klein群（代數結構）。
但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所指出的那樣，“自然所製造的”比人類再度構成的要複雜得多。因為這些結構都是在某個目的性內被發現的。比如，雅各布森說道：
“聲學領域內的當代專家們覺得很不可思議與困惑：為什麼人類的耳朵能夠輕而易舉地分辨多至難以察覺的眾多語音？然而此時的真正問題在於，這是否單純隻是聽覺能力的問題？不，根本不是！我們在話語中確認的並非隻是聲音的差異，而是語言使用習慣上的差異。也就是說，語音沒有固定的表意作用，它用作相互判別上位成分（詞素、詞語）的差異。”（11）
相對於物理性的聲音，音韻是作為區別意義的形式而被發現的。它是一個隻有意義存在時才會被發現的單位。也就是說，它是在“上位成分”的前提下作為差異性才得以存在的“形式”。詞素、詞語以及句子也相同。它們都隻有在各自上位成分的前提下，才能作為顯示差異的形式而被發現。索緒爾本人也說過“語言（la langue）並非實體，它隻存在於敘述主體之中”，他否定了那種認為符號總是表達某個意義的傳統式思維。因為對“敘述主體”而言，存在意義的時候必定具有區分該意義的形式，而相反則不成立。在此意義上，“la langue”的語言學成立於始自“敘述主體”意識的現象學還原，是在將物理聲音、指示對象、語境等打上引號予以懸置時被發現的。因此，“la langue”的語言學最終要以“主體”為前提。被發現的形式（差異）總是一種以上位成分為前提的目的論的東西。正如瓦雷裏所說，它總是伴隨著“簡單化”。
亞曆山大的情況也相同。在路口報欄的例子中，因為報欄實際上已經作為“重疊”發揮著作用，所以其自身就是一個能夠認知的單元，即使把它移到別處也未必能很好發揮作用。自然城市的結構隻能存在於“居住在城市的主體”意識中。而城市、建築的符號論成立於把交通信號燈、報欄等客觀物僅僅看作是顯示差異的（differential）形式之時，是一種通過“生活世界”的現象學還原而被發現的形式。
因此，結構以將其統合的超越論主觀作為默認的前提。如同後麵將要提到的那樣，德裏達不是從結構主義本身而是從胡塞爾的現象學開始“批判”（解構）的，其理由正在於此。但是結構主義者之所以認為不僅不需要而且可以否定這樣的“主觀”，是因為他們發現了如何將“人類製造”物之上的“剩餘”導入結構之中的裝置，那就是零。比如雅各布森為了完成音韻體係引入了零音素。
零音素……在不具有任何差分性質、不包含任何恒常音韻價值這一點上，與所有其他法語音素相對立。此外，零音素以不讓音素缺場作為其固有的功能。（12）
這樣的零符號在數學中隨處可見。數學結構基本上不是作為形態而是作為運動，即變換規則而存在的，此時，“不變換”的規則也會包含其中。可以說，雅各布森所設定的零音素對應於數學可換群中的單位元e。既然雅各布森不是把每一個音素而是把音素的對立關係群視為結構，那麼在某種意義上引入零就是必然的，因為這樣群（結構）才能成立。雅各布森理論中的零符號沒有更多其他的意義。
原本發明於印度的零，在珠算中是對不撥算盤珠時的一種命名。如果沒有零，就無法區別205和25。也就是說，零是以“不讓數字缺場作為固有的功能”（列維-斯特勞斯）。Place-value system（位值製）隻有在引入零之後才能成立。當然，盡管這個零與佛教中的“空”（emPtiness）同語，但實際上並無關聯，它是被實踐性、技術性地引入的。但是，隻要回顧一下二世紀的西方引入零時所引發的恐慌，就可明白印度所以輕易地接受了零，並非與“空”的思想無關。比如馬拉美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