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自然語言
數學中的哥德爾證明在其他領域也具有重要意義。哥德爾指出的所謂“自然數”是指能夠言說其自身的數，這也可同樣用來說明“自然語言”。即所謂“自然語言”是能夠言說語言的語言。人們曾嚐試將自然語言形式化，但其實這種嚐試本身正是通過自然語言才成為可能的。自然語言以及自然數當然都不是自然的東西，而是“自然製造之物”。我重申，我們所說的“自然”並不意味著非人工。它是人類製造的，但最終其製造方法不甚了了，或許更像製造了“人類”的某種東西。
索緒爾構想出了把語言學作為一部分的一般符號學，羅蘭·巴特爾對其進行了批判，主張一般符號學正是通過語言才成為可能，所以語言學才具有根源性。這一批判既中肯又偏頗。實際上，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認為語言學是一般符號學的一部分，同時又在別處指出一般符號學是語言學的一部分。他根本未打算消解這一矛盾，或者說他未能消解這一矛盾。
語言，原本就是關於語言的語言。也就是說，語言並非隻是差異體係（形式體係），還是自指的、自我關係性的，也就是針對其本身具有差異性的差異體係。自指的形式體係或自我差異的差異體係既沒有基礎也沒有中心。此外，它還是多中心的、過剩的。在這種情形下，索緒爾所說的“語言”（langue）可通過回避自指性的邏輯類型（層級化）而得以成立，但卻無法保持這樣的邏輯類型。
或許索緒爾一方麵將語言形式化，另一方麵又注意到了它的不可能性。這可能與後來在後結構主義對結構主義進行批判時受到重視的、他對字謎（anagram）令人難以理解的堅持有關。他抱有奇怪的信念，認為所有西洋古典文學都是字謎，並試圖加以證明。這被克莉思蒂娃等人在形式上加以歸納，認為任何一個文本都在生產著有別於自明的、還原性解讀的意義（結構）之外的另一層意義。但重要的是，所謂的自然語言就是指這樣的循環本身，在試圖將其形式化時必定會產生自指的悖論。
但是，通過在同一個文本內尋找與該文本的終結性意義（結構）完全相反的意義（結構），而把終結性意義逼入“不可確定性”，並使解釋、總結本身失效的企圖，即被稱作解構批評的行為，其本身如果被形式化了，那麼就會又返回到哥德爾的證明。這並不意味著哥德爾或者數學的特權性地位，形式化原本不是來自於數學而是強加於數學的“對建築的意誌”的產物。但這樣的形式化在使後結構主義那樣神秘宗教般話語的去特權化過程中，將發揮作用。
文本具有與表麵意義相對立的意義，並非指在其“深層”隱藏有真正的意義。這並非因為文本通常是含糊的、多義的緣故，毋寧說解構性解讀是在認定文本可形式化為單一意義的前提下成立的。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在哥德爾的不完全定理中，一個形式體係隻要是自洽的，也隻有在其自洽的時候，它才是不完備的。解構主義的解讀隻有在根據字麵含義接受文本的明確意義時才可能成立，它並不意味著恣意的解釋。
保羅·德曼這樣說道：“解構並非我們附加於文本的東西，而是構成文本本身的東西。”（Allegories of Reading）但這樣的“文本”是指我們試圖將其還原為結構時顯露出來的所謂“自然文本”。可以說它是自指的形式體係。正因為如此，將其還原為形式、結構的嚐試必定會遭遇不可確定性。但這並不隻局限於文本，也同樣適用於更為普遍的形式體係。當然，也可將它們比喻性地稱作文本，但這絲毫不意味著文學的特權。
8. 貨幣
我們可以從形式主義的觀點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比如在開頭，馬克思這樣說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1）對加了重點號的詞語，我們應該做數學式的理解。也就是說，第一，可以說馬克思首先還原了之前的經濟學所給出的諸範疇、功能主義結構以及關係，僅僅把它們作為“龐大的商品堆積”（Warensammlung），即作為以商品為要素的“集合”來加以掌握。於是商品與商品的關係形式被理解為“價值形態（形式）”（Werform）。我們不妨從這一觀點出發去探究馬克思的理論是如何展開的。
馬克思首先提出了“簡單的、偶然的價值形式”，但它並不能作為由此產生的“總和的價值形式”的起源。我們既不應將其作為曆史性的發展，也不應作為黑格爾辯證法式發展來解讀。“簡單的、偶然的價值形式”中需要引起重視的，在於如下內容：
一個商品的價值量隻有在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即隻有作為相對價值才能表現出來。與此相反的，一個商品反過來僅僅把可以直接交換的使用價值形式即等價物形式當作是別一個商品的價值能在其中得以表現的材料。
這一區別因為簡單的、或在第一形式中相對的價值表現的特性而變得不清晰。即等式20碼麻布=1件上衣（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很明顯地也包含著1件上衣=20碼麻布（或1件上衣值20碼麻布）。即，在麻布的相對價值表現中，上衣發揮著作為等價物的功能，而這個價值表現又反向地包含著上衣的相對價值表現，在其中，麻布發揮著作為等價物的作用。（2）
這就是說，“麻布的價值可以用上衣的使用價值表示”，也可以說成“上衣的價值可以用麻布的使用價值表示”。其重點在於這種“倒轉可能性”上。對此，馬克思以“國王和臣民”的比喻加以說明，我們也可以將其換作以下說法，即在這樣的價值形式中，我們無法確定哪個是底，哪個是圖。毋庸贅言，當這種倒轉可能性被禁止，某一個商品被固定為排他性等價形式時，其他的商品（符號）就各自具有了價值。
在以上思考的基礎上，我們再來看一下“擴大的價值形式”。
當然，這一關係可以倒轉，其他所有商品都可以處在商品A的位置。這是一個具有無數中心卻沒有一個是決定性中心的關係體係。馬克思就這一“缺陷”作了如下說明：
第一，商品的相對價值表現是未完成的，因為它的表現係列永無止境。每當新出現一種商品，從而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表現的材料時，由一個個的價值等式連結成的鎖鏈就會延長。（3）
在此，馬克思似乎是在論述一般等價形式或者貨幣形式即作為超越論中心的商品的出現具有邏輯必然性，但是這一論述的順序其實是顛倒的。毋寧說，馬克思所發現的是隱藏於貨幣形式下的世界，即所有商品（包括貨幣商品）相互關係的世界。
在《資本論》第一版中，馬克思就一般價值形式的出現作了如下論述：“另一方麵，麻布相對於其它所有商品作為一般等價形式出現。這就像獅子、老虎、兔子以及其他動物（成員）並列作為‘動物’（類）同時出現。”馬克思在這裏的論述值得注意。也就是說，馬克思就一般等價物的出現（一個商品占據排他性的等價形式位置）指出了類（元層級）降為成員（對象層級）的悖論。在“擴大的價值形式”中，因為任何一個商品（符號）都可位於元層級，所以結果就是不可能存在使體係成為體係的超越論中心。但是，在“貨幣形式”中，邏輯類型並未完成。奇怪的是，在元層級封閉了商品“關係體係”的貨幣卻作為一個商品降至對象層級內。
馬克思所提出的貨幣形式悖論為何不可避免？集合論悖論產生自康托爾將無限本身作為數來處理之時。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在《資本論》開頭所說的“商品集合”中其實包含了將自身作為股票商品進行買賣的資本。所謂馬克思的“集合論”是在將資本即貨幣本身作為商品時成立的。馬克思所關注的並非貨幣的“一般性”，而是其“無限性”。也就是說，貨幣並非一般的價值尺度，它是具有可以與任何東西進行交換權利的一個商品。
古典經濟學無視這樣的貨幣。在古典經濟學中，各個商品包含了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貨幣僅僅是表示價值的手段。他們所發現的是通過排除貨幣或使貨幣中立化而得到的均衡的世界。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者就是由此思考出了廢除貨幣的計劃經濟。此外，把馬克思批判為支流古典經濟學的新古典派經濟學，也同樣通過將貨幣作為中立物加以排除從而得到均衡的體係。但是馬克思在價值形式論中所發現的結論是：本來就不可能有這樣的均衡體係。
因此，價值形式論不會因為貨幣的必然生成而欣喜地宣告終結。它在聳人聽聞地宣告通過貨幣的生成而完成的邏輯類型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後才會終結。基本上可以說，正是此處的“不均衡”才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解構性性格。因此資本主義不可能從元層級加以管理。資本主義本身就是解構性的。當然，《資本論》並非僅僅可以還原為上述解讀的著作。但我想說的是，馬克思親曆了伴隨19世紀後半葉的“形式化”而產生的危機。他寫下了經濟學的“基礎論”，並最早看穿了這一基礎的缺場。
9. 自然腦
人們通常以理想的說者與聽者通過符碼交換信息的模式去思考交流。毋庸贅言，這與古典派或新古典派經濟學的模式相同。索緒爾在提出共時體係時，就是以他在日內瓦大學時的同事帕累托的均衡理論為模型。他所使用的經濟學比喻大多是馬克思“批判”之前的理論。從經濟學角度而言，他的語言學就是排除了貨幣——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社會性的象形文字——的理論。用德裏達的話來講，也就是說他在考察語言時，排除了書寫。而一旦承繼了這樣的立場，那麼就必然會像雅各布森以及列維-斯特勞斯那樣去創立穩定的、具有均衡靜態的結構。
針對這種靜態的結構，有一種將其動態化的批判趨勢。從語言學來看，它就是針對語言而引入言語；從一般角度來看，它就是針對體係而引入“外部”。於是，人們開始談論係統與外部的辯證性相互作用等理論。但這是一種完全沒有理解形式化的思考。就算索緒爾舉例說明了他所說的語言，但那也並非指法語或英語那樣的國語，因為他所希望通過語言概念加以否定的就是作為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意識形態的國家語言。隻要語言對主體具有意義，那麼它就可作為辨別意義的差異形式而被發現，要將其“動態化”原本是不可能的。
但正如前所述，索緒爾本人並非結構主義者。他在將語言形式化時，注意到了由此產生的不可思議的循環。它是從語言是關於語言的語言這一自指性中產生的。正因為語言是自指的，故原本就是“動態”的。因此，為了使其動態化，不必引入語言的“外部”。語言原本不可能具有“外部”。德裏達曾說：文本沒有外部。當然能夠這麼說，也隻有在將文本看作是自指的形式體係之時。
在語言學中，可以稱得上是純粹的結構主義者的，可能是雅各布森。這是因為，他所依據的布爾巴基（以安德烈·韋伊為中心的法國數學家團體）將作為集合內部的要素關係的“結構”劃分為代數結構、序結構、拓撲結構。但這些結構都是在回避集合論悖論（自指性悖論）的前提下成立，因此這些結構是靜態（即使存在轉換操作）的、封閉的。如前所述，試圖徑直將其動態化的嚐試是徒勞的。能夠做的，是在此類結構內引入自指性的悖論。此時，不管是代數結構還是序結構或者拓撲結構都會發生變化。我們正是將這樣的結構稱作“自指性的形式體係”。
這可以在交流中進行觀察。“自然的”交流更為複雜。比如，保羅·德曼為了說明意義的不可確定性而舉了如下例子。當妻子問著名的漫畫人物亞奇·邦克說保齡球鞋的鞋帶是從上係還是從下係，他回答說“What’s the difference？”時，妻子開始說明兩種係法的不同。丈夫的意思是“管它們有什麼不同”，但妻子卻理解成“它們之間有何不同？”德曼將其作為語法相同卻產生相互排他意義的例句。我們無法在形式主義的觀點下確定這一句子到底是在提問還是拒絕提問。
但是我們卻可以“嘲笑”他們。這意味著，相對於他們，我們可以站在元層級上。關於不可確定性的嚴重性，我們不應在上述例子中，而應在無法從中逃脫卻在其中“生活”的分裂症患者中探尋。葛瑞利·貝特生這樣說道：
在形式邏輯學中，有一種想維持類及其成員之間的非連續性的企圖，但我們主張在現實的交流心理學中，這種非連續性總是不可避免地被擊破。而且我們還主張，我們必須認為當這種先驗性的邏輯類型侵害以某種形式性模式發生在母子間的交流中時，人類就會發生病理。我們認為，在極端的場合，這一病理具有被分類為分裂症那樣的形式性特征的症狀。（4）
這就像在修禪問答中，師父在弟子頭頂揮舞著拐杖，說：“你說這根拐杖是真的，我就用它打你。你要是說它不是真的，我也用它打你。你什麼都不說，我還用它打你。”貝特生把這種狀態稱作“雙重約束”（double bind）。但是在禪宗中，弟子是自願接受這種約束的。而弟子可以把拐杖從師父手中拿開，或許師父也會認為這是“開悟”而認可。禪宗的公案總是有些怪誕，而這種怪誕來源於它既與邏輯性悖論結合，同時又能夠處在悖論的元層級上。
但是分裂症患者卻總是處於弟子那樣的狀態而且沒有出口。貝特生就家族關係所舉的雙重約束例子中，有時母親在處罰孩子時會說“不要認為這是處罰！”有時又會說“別聽我的命令！”很明顯，這是自指的句子，具有不可確定性。當然，在非語言交流（表情、手勢、語調等）層次以及語言交流層次之間也可能發生互相否定的情況，此外，這還包括在更為抽象的層次對父親、母親給孩子的命令加以否定的情況。一般而言，交流中的雙重約束發生在對方表達了兩個不同層次（類型）的信息，而且它們之間又相互否定的時候。因此，可以說雙重約束是發生在自指係統內的。
正如貝特生所強調的那樣，孩子的“雙重約束”要發展至分裂症的“病理”，還必須具有這種經驗被反複的家庭狀況。他的觀點是，被迫在交流與“元交流”相背離的雙重約束中成長的人們無法區分邏輯類型。這並不僅限於分裂症患者。任何人在麵對相互否定的兩個層次的信息而無法言說這種矛盾，並且又被迫作出回答時，都會發生同樣的情況。比如我們假設一個借故休假的公司職員白天在某個鬧市區遇見了上司，上司問“你怎麼（how）來這兒？”時，他回答說“坐電車來的”，那麼他是按照字麵意義理解了上司的“how”。分裂症患者也同樣會混淆字麵意義與隱喻表達，比如他會從字麵層次理解別人說的笑話而作出戒備式的回答。
一般而言，作為雙重約束狀態下的回應，逃避至隱喻表達會使人更為安全，而“病理”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說的是隱喻或者不知道如何說隱喻。此外，在分裂症患者那裏，關於交流的交流即元交流係統失效了，因而他不明白信息是哪一種類的信息。他不明白對方所說的真正含義而過度拘泥於“隱含的意義”，並決心證明自己不會上當受騙。另一個選擇是，他隻接受別人所說的字麵意義，排斥元交流。最後一個選擇是無視一切——拚命逃避不得不回應外界的情況，拋棄對外界的關心。可以說這些對應著分裂症的各種情形、各個階段。
也就是說，分裂症發生在原來的自指形式體係的分類失效之時。比如在精神分析中，這種對分類以及自指的禁止被稱作閹割或壓抑。這種禁止製造了形式體係（象征性秩序），但其本身並無基礎，換句話說，它開著一個“洞”，且無法填埋。另一方麵，按照拉康的理論，這種壓抑的失敗，或者象征性閹割的屏除（forclusion）會引發精神分裂症（Psychosis）。這些人都是生活在所謂的自指悖論之中。
但我想說的並不是要將拉康與貝特生聯係在一起。正如人們周知的那樣，貝特生在“交流的心理學”範圍內對羅素進行批判時，實際上他遭遇了並未意識到的哥德爾問題。他有關分裂症的考察的令人耳目一新之處，在於他的考察不同於先前的現象學沉思，指出了分裂症患者的言語舉動是一種與交流中的雙重約束進行對抗的策略，此外也在於他指出了醫患之間的交流必定會形成雙重約束。精神分析治療不應逃避而應積極對這些加以利用。
比如，拉康的認識中最根本的問題就與此相關。即，分析者在分析被分析者時必須分析他們編織的關係本身，而這樣的元語言最終不可能成立，隻能無休止地延續。拉康想通過“莫比烏斯帶”以及數學式比喻加以形式化的事項，正因為其已經被形式化，所以才沒有必要限定在精神分析之內。
對拉康派進行了批判的德勒茲和瓜塔裏積極評價了分裂症。但他們針對樹狀結構而提出的“根莖”是對亞曆山大針對樹狀結構而提出的半網絡結構的極端化說法。如前所述，無論半網絡結構如何複雜多樣，它都是單義樹結構的組合。看上去模糊不清的半網絡結構實際上非常有秩序並且具有一個中心。它遮蔽了超越論的主觀。無論它如何重疊或具有不可確定性，基本上它基於矛盾律（非彼即此）或者基於類與成員的區別（邏輯類型）。但是一旦它被破壞，則又將如何呢？範疇會不斷被橫越，所謂的“即此即彼”也將成立。此外，因為邏輯類型遭到破壞，多元的中心（元層級）將同時成立。也就是說，如果說樹結構以及半網絡結構是集合的序結構，那麼德勒茲所謂的根莖就是在序結構中引入了集合論悖論時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