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隱喻的建築與現實的建築（2003）
我寫《作為隱喻的建築》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初期。結果，我逐漸與磯崎新以及彼得·埃森曼等建築師相識，1991年還成了他們組織的名為ANY的建築師國際會議的常任會員。此外，《作為隱喻的建築》被翻譯成英語，並作為ANY公司策劃的建築係列的第一本書由MIT出版社出版。但是在撰寫本書時以及對英譯進行大幅修改時，我都沒有對建築進行過具體的思考。我所思考的建築是作為隱喻的建築，也就是說，是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
我思考“作為隱喻的建築”，始於70年代受到德裏達解構主義的影響之後。我之所以不願局限在文學批判的範圍內，是因為想對包括數學、經濟在內的其他領域進行概括性的論述。也就是說，是想從建構=建築的角度思考解構。當時，我對建築領域中的現代主義批判深感興趣，尤其受到了磯崎新《建築的解體》的啟發。我首次了解到在文學批評領域強調文本論的時期，建築領域發生了什麼。
在文學或者哲學領域發生了從“作為隱喻的建築”向“作為隱喻的文本”的轉向，而在建築領域也發生了類似的現象。比如，可以說以密斯·凡德羅以及勒·柯布西耶為代表的建築現代派把“建造”這種建築的本質純化了。勒·柯布西耶通過刪除所有的裝飾，構想出用於居住的機械般的建築。他們將“作為隱喻的建築”極限化了。與此相反，也出現了一些人主張在建築中再次引入裝飾，換句話說，就是在建築中再次引入曆史。對他們而言，建築不是構建物（結構），而是通過對曆史性作品的引用編織而成的文本。正是這一派建築師提出了“後現代主義”並且將這一詞語普及到其他文化領域。
但是作為建築問題提出來的後現代主義這一概念普及到其他領域，對建築師而言不見得是好事。因為，建築師也受到了其他領域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建築的現代主義與其他領域的現代主義不同，因此作為對其批判的後現代主義也是模棱兩可而錯綜複雜的。然而，這又被與其他領域中的現代主義批判混為一談，更糟糕的是，與對現代性（modernity）的批判混為一談了。但我最近才開始注意到這一點。
80年代初期，我以《作為隱喻的建築》為主題而默然思考的，毋寧說是社會的設計（design）問題，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問題。但這並不是說我比別人特別，實際上我覺得德裏達的解構主義也是如此。表麵上他似乎主要對西方的神學——形而上學進行批判，但實際上他是以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意識形態為目標的。我不是想說深邃的思想總是潛藏著政治的動機。正好相反，不紮根於現實狀況的思想不可能是深邃的。而解構主義所以深邃，正是因為它處在“冷戰”時代的二元對立之下。因此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在1991年蘇聯瓦解的同時，解構主義也就喪失了政治性意義，不久就歸於自我韜晦的修辭性技術中去了。
在《作為隱喻的建築》中，我幾乎沒有觸及現實的建築問題，除了對城市規劃進行了批判的那兩個人物的工作外。即克裏斯托弗·亞曆山大的《城市不是樹狀結構》和簡·雅各布斯的《城市經濟學》。我為何關注城市規劃問題是不用多說的，因為那裏凝縮了作為隱喻的建築師——從柏拉圖的哲學家=王到列寧的先鋒黨——的問題。我所想要說的是，不可能通過由國家介入的設計以及規劃來控製資本主義。針對貨幣經濟，我作了如下論述。
自指的形式體係是動態的。這是因為那裏在不斷發生偏移（自我差異化）。它沒有使體係成為體係的決定性元層級或中心（就如尼采所想象的“多元主觀[主體]”那樣，也可以說是多元中心）。而那裏又像直觀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排中律無以成立，而能夠成立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即此即彼”。總之，自指的形式體係總是不均衡的、過剩的。
斯洛文尼亞的拉康派思想家斯拉沃熱·齊澤克引用了這段話，並這樣論述道：
因此，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在對《資本論》令人感歎的可能成為德裏達式解讀的著作中，柄穀行人主張：資本主義已是對其本身的解構；為過剩以及幹擾所妨礙，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穩定的自我中心係統，而是一個通過不斷自我革命化來維持自身的係統；資本主義是一個不穩定才有其力量的係統；在一定意義上，它就是其本身過剩的係統。這時，柄穀行人最終把資本主義定義為純粹形式的、通過其結構的不穩定性才得以維持的自指形式體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