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別氣質問題上，劉再複先生與女兒劉劍梅的對話更耐人尋味。劉再複明確表示：“女權主義對於我來說，一直是可怕的。倘若可信，也絕不可愛。”在他看來，女權主義就是要與男人爭權奪利，要讓女人變成男性化的“女強人”，就是不美不可愛。他認為在社會學意義上確認男女的同等地位和權利是有道理的，但在文學寫作中，“必須確認男子與女子有生理上與心理上的差別”。他說：“隻有正視女性的特征，文學才能動人。女性主義對文學可能形成的嚴重的危害，就是造成性別的混亂，瓦解女性那些最動人的美學特征，使文學失去最根本的精神導引，也喪失文學的審美向度。”劉再複對女性主義“危害”的誇大其詞（甚至是無中生有），表明他對美學意義上的性別特征二元區分的嚴格遵守。這也是他極力推崇歌德所謂“永恒之女神”，喜愛莎士比亞筆下那些“漫柔而堅貞”的女性形象的原因。劉再複對“女兒性”和“神性”的推崇在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中，一點都不陌生。他將這些視為女人的“天性”，卻不曾想它們都是男人賦予並被許多女人內化了的虛構之物。文學專業科班出身且對女性主義理論比較了解的劉劍梅，一針見血指出了父親的這種也許是集體無意識的暗示：“父親一直把柔和的女性視為‘神’性，認為美好的女子如同永恒之女神，她們會引導詩人們飛升，會引導男人遠離塵世間的金錢與功利。他還認為女性是美的象征，希望我保持‘弱女子’的溫馨與美。”劉再複不希望女兒成為過激的“女權主義者”與男性化的“女強人”，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這就是他對女性主義誤讀的典型表現。劉劍梅說：“我受了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而不能完全接受父親對女性的看法。我也不大明白許多國內的女作家，為什麼要特意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能夠體會到父親希望我成為美好女性的願望，但我反對將‘美好女性’神化，當然也反對女子男性化。由於我自己並不完美，我更看重‘人性’，而不是‘神性’。我自己與其他女子就有差異，我的知識背景和我看問題的角度與其他女子肯定有不同之處，我對女性主體的認同和我說話的位置（position）有關。”是的，我們對一個問題的看法的確與“說話的位置”有關，劉再複與劉劍梅觀點的差異正說明了他們各自的成長環境、文化背景、態度立場的不同。
我們從父女的對話中，看到了在女性主義和性別問題上的明顯代溝。說“代溝”也許並不確切，因為這僅僅是兩個人之間的不同，並不能代表兩代人。年輕人未必就思想開放，年老者也未必都僵化保守。但劉再複的觀點的確反映了一種狀況：許多知識淵博、功底深厚、閱曆豐富、學術成就不菲甚至思想前衛的專家、學者、教授，一旦涉及女性主義的相關問題，就變得頑固、保守、固執，反差之大讓人費解。曾經在文藝理論方麵相當“前衛”又長期居住美國的劉再複先生，在性別問題的看法上也讓人“無語”。
王濤、易中天、劉再複諸君可謂是知識分子界的精英，胸懷不可謂不博大，思想不可謂不開放，可他們在性別問題的立場和看法是如此地不謀而合。在肯定男女各守其“道”、向各自“應有的”性別氣質發展的話語背後，掩蓋著他們對“雙性同體”的恐懼。他們似乎在擔心，激進的女性主義會帶來“性別的混亂”，讓人類社會變得“男不男女不女”。
也正是由於此類心態的作祟，近年來社會上刮起了一股股反“中性化”的浪潮。鼓吹者的理由是，中國社會越來越呈現“中性化”；中國人，尤其是以校園、藝術圈為中心的，以80後、90後、00後為代表較年輕的幾代人，有走向“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即“不男不女”）的趨勢。加之同性戀、變性人等之前被壓抑在暗處的人群漸漸浮出水麵，於是乎家長們、老師們、關心國家和社會前途的“有識之士”們，甚至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開始擔心了、害怕了、焦慮了，似乎真的到了“國將不國，族何以存”的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