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淑女班”現象不過是功利化的學校教育、公民意識缺失的社會現狀與男性中心主義消費文化的合謀。它不以培養女性的公民意識為職責，反而以培養“真正的女人”為核心目標。它既讓我們看到人們價值觀的混亂和教育體製的頑疾，更讓我們看到了傳統性別文化與性別規範的根深蒂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曆史回流。
無論是反“中性化”之聲，還是“淑女班”之風，目的可歸結為一個：讓“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這種目的背後隱藏的是對“雙性同體”（包括二元化性別體係的瓦解、一切模糊曖昧的“性別”身份存在、一切打破傳統性別風格分類的言行舉止和文藝活動等等）的恐懼。兩種現象共同說明了，比起任何東西來，“性別”是最不自由的，因而改變也是最不易的。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而悲觀，看看互聯網上大量針對“男女性別氣質”標準和“淑女班”的批評與反對之聲，我們可以知道，性別文化已在人們心中悄然發生變化。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別麻煩》1999年版的序言中說：“打破比如說性別的二元框架，難道真的這麼恐怖、這麼嚇人，因此必須從定義上把它當作是不可能的，而在意義的探索上把它從思考性別的一切努力中剔除？”對於很多人來說，答案無疑是肯定的。而對那些正在遭受壓抑並期待改變的人來說，這種問題的答案不證自明。不管我們活在什麼樣的狀態，處於什麼樣的環境，思考下列問題並非沒有必要。作為一個“男人”或“女人”意味著什麼？“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跟我們自身有著怎樣密切的關係？我們能克服過去的影響力到什麼程度？我們能在何種程度上得到自由？……當這些問題在我們的大腦中反複過濾、沉澱、起伏，我們終會明白：改變並非不可能，也並不可怕。
最後，以波伏娃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
那些希望永遠保持現狀的人，總是為奇跡般的過去即將消失而流淚，並不為年輕的未來而歡笑。完全正確，消滅奴隸貿易就是意味著布滿杜鵑花和山茶花的美麗壯觀的大種植園的消失，就是意味著整個高尚的南方文明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