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鳳凰涅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同誌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國曆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妄圖以四川作為反共的最後基地，加緊部署軍事力量，作最後的垂死掙紮。然而，解放戰爭的洪流勢如破竹，所向披靡。1949年7月16日，中央軍委命令劉伯承、鄧小平率五十萬大軍進軍西南，拉開了解放四川的序幕，11月29日，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突破國民黨“新長江防線”，抵達重慶，11月30日黎明重慶宣告解放。11月21日，解放大軍從東南北三麵進逼成都。兵臨城下，在解放戰爭大好形勢的感召下，國民黨高級將領多人相繼在什邡、金堂、廣漢、德陽以及成都、郫縣等地率部起義，棄暗投明。12月27日，成都解放；12月30日，舉行盛大的入城式，各界人民群眾扭起秧歌，打起腰鼓，高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歡慶成都解放。
在重慶、成都解放後，全川各地亦相繼解放。1950年2月1日原西康省省會雅安宣告解放。從此，四川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了新生，四川曲藝亦獲得了新生，步入輝煌。
第一節 弦歌聲聲慶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在隆隆的建國禮炮聲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揮戈南下，渡長江、越大別，所向披靡！1949年底，重慶、成都先後解放，至1950年2月四川全境宣告解放，四川曆史進入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時代。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地成立軍事管製委員會，開展城市接管工作。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下設的文藝處主持文化藝術的接管工作。對“眾多的曲藝書場和從事清音、金錢板、竹琴、揚琴、荷葉、口技、大鼓、皮影等曲藝藝術的藝人，不論其營業性質、思想傾向如何，一律實行加強業務交流與歸口管理”。“進行了正麵教育，以黨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與推陳出新的方針為中心，組織演職員工進行學習，並安排上演老區劇目，通過初步學習，演職員工思想覺悟有了一定的提高，翻身感也較強烈……” ①
在軍管會文藝處的領導下，曲藝藝人的各種群眾組織紛紛建立起來。1950年2月，重慶成立了“中華全國戲曲曲藝改進會重慶分會籌備委員會”，同年4月，“成都市曲藝雜技改進會籌備委員會”成立。此外“南充市曲藝工作者改進會”、“自貢市曲藝改進委員會”、“瀘州市曲藝改進（籌）委會”、“綿陽縣曲藝改進組”、“三台縣曲藝改進會”、“達縣曲藝藝術工作者協會”等數十個曲藝藝人的群眾組織，均於1950年、1951年兩年內先後成立。這些群眾組織的建立，對於團結藝人、接受新思想、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及有序開展業務活動等方麵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時軍管會不僅在政治上關心曲藝藝人，在生活上更是無微不至地關懷，給生活上有困難的藝人發放補助，冬天還給一些藝人發送棉被、棉衣等物，令廣大曲藝藝人非常感動。通過學習，藝人們的政治覺悟、思想水平以及對新社會的認識都有很大的提高。
1951年5月發布了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的《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5·5指示”），製定了“改人、改戲、改製”的“三改”方針。對於曲藝藝術明確提出“中國曲藝形式，如大鼓、說書等，簡單而又富於表現力，極便於迅速反映現實，應當予以重視，除應大量創作曲藝新詞外，對許多為人民所熟悉的曆史故事與優美的民間傳說的唱本，亦應加以改造采用”。全川曲藝藝人受到極大的鼓舞，並積極響應，迅速掀起一個“三改”學習熱潮，紛紛主動清理並拋棄了傳統曲（書）目中的封建迷信等糟粕及一些不健康的與新時代不太合拍的成分，積極創編演唱歌頌新社會、新人新事的新曲（書）目。如成都的鄒忠新、李月秋、蓋蘭芳等人帶頭演唱新曲目。同時，藝人與作者，新文藝工作者結合創作有一批具有新內容、新思想的新曲藝作品供藝人演唱。如揚琴《活捉黃光輝》便是由何序、車輻與軍管會同誌一起到崇慶州（今崇州市）元通場深入生活後創作的優秀作品之一。此外，還有唱詞《槍斃冷開泰》（楊槐）、評書《解放軍進軍西藏剿匪記》（胡光）、曲藝聯唱《大家都來買公債》及金錢板《印刷工人搞發明》（蔣斧）等。重慶唐心林（原名溫國楨）演唱新詞《共產黨的光輝照耀著新中國》，這個曲目的演唱還為一個新曲種——四川車燈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再如巴中縣農民羅自由編寫的蓮花鬧《歌唱漁溪水電站》，瀘州市曲藝藝人編印的花鼓《土地回家》、金錢板《血淚仇》、唱詞《解放勝利歌》《快樂的村莊》《農民訴苦》等一大批新詞。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這一大批曲藝新作品，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它是曆史的產物，是四川曲藝新生的實證。對於曲藝如何反映現實，傳統藝術形式如何利用、改造等問題，在當時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當時的軍管會及後來的文化主管部門，對曲藝藝人政治上的關心，在藝術上給予指導和生活上的關懷，使廣大藝人親身感受到新社會的溫暖，強烈的翻身感促使他們主動地、熱烈地響應政府的各項號召，積極投身到諸如“鎮反”、“土地改革”等政治運動的宣傳工作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這裏講一件小事，即可看到當時大多數曲藝藝人的精神風貌以及對新社會、新政府的積極態度。
在四川曲藝界，說起李月秋，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但提起蒯富春——李月秋的師爺，知道的就不多了。目前我們隻知道他於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出生在郫縣一農家，新中國成立前在成都及附近州縣行藝，新中國成立初期正好在成都。當時軍管會文藝處組織了部分曲藝藝人參加“土改”宣傳工作，因考慮到蒯係盲人，行動不便，沒有吸收他參加宣傳隊。但蒯富春卻坐不住了，便與他妻子王治君商量說：成都搞土改，我們家鄉也一定要搞土改的，也該有個宣傳隊，我們兩口子還是回去，為家鄉做點事吧。於是夫妻倆相互攙扶著，由成都步行回到家鄉郫縣。在土改工作隊的支持下，聯絡了一些民間藝人組建了土改宣傳隊，編排了各種曲藝節目，帶領宣傳隊走村串戶，不辭辛勞宣傳黨的土改政策。在整個演出活動中，作為一個盲人，蒯富春克服了比常人更多的困難，樣樣工作都走在前頭，受到工作隊的表彰和同行的好評。後來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以宣傳隊為基礎組建成郫縣曲藝隊，是四川較早建立的專業曲藝隊之一。
1950年後，接管工作圓滿結束，政府的各項工作亦步入正軌。四川曲藝也走上了健康、向上的發展道路；不同級別、不同形式的曲藝團、隊、組在全川各地紛紛建立，廣大曲藝藝人也結束了衝州撞府、淒風苦雨的流浪生涯，這對四川曲藝藝術的發展無疑是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的。
1952年“四川省文教辦公室文化組”所發《關於為建立曲藝書場報送具體計劃預算的通知》中指出：“現在各地流散的曲藝藝人很多且有不少的是有藝術成就的。他們或是散向農村，或是轉作他業，或是生活困難，到處流浪。這樣，一方麵我們文化隊伍裏失去了一支力量而造成某種程度的損失，另一方麵也或輕或重地形成一個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曲藝是我們的民間文藝形式中最受群眾歡迎的一種，它具有豐富而又生動的民族形式，特別是地方色彩。像民間流行的聖諭、連簫、荷葉等，就是四川特有的曲藝形式，最為四川廣大勞動人民所歡迎。組織演唱這些形式的曲藝，是具有保存並發揚民族遺產和普及文藝工作的重大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