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昆曲係曲牌體，唱詞為長短句；而揚琴係以板腔體為主，唱詞為嚴格規整的七字句或十字句（［月調］除外），這就要談到形成四川揚琴的另一個藝術因子——“灘簧”與“花調”。
“灘簧”係流行於江、浙一帶的一種戲劇體說唱藝術形式。這“灘簧”其實就是“昆曲”的“清唱”。徐傳霖先生在《中國民眾文藝一斑——灘簧》（載鄭振鐸編《中國文學研究》）一文中談到灘簧的起源時說：“……在清朝的全盛時代，正盛行昆戲，還沒有什麼徽班京班咧。其時不知哪一個皇帝死了，於是各處戲園，都受到一個極大的痛苦……白詔一到，哪一家戲園還可以開門呢？必須在三年國喪期內，戲園一律停鑼……（藝人的）生計就大難。因為這些吃開口飯（賣唱為業）的人，都是從小學習的，他竟除了所學的本領，沒有別的吃飯方法……於是昆曲的故鄉蘇州，有一位姓錢的，想出一個方法來，將昆曲減去鑼鼓與笛，全用絲弦樂器來和他的唱，改頭換麵，對於官廳方麵，便可以不算戲文。一麵他們也如堂會那麼專應人家喜慶堂會，單單坐著清唱而已。這方始把他們的生活維持過去。這樣把昆曲改成簡單唱法而隻用絲弦的，便叫做灘簧。”
《清稗類鈔·音樂類》說：“灘簧者，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也。集同業者五六人或六七人，分生旦淨醜角色，惟不加化裝，素衣，圍坐一席，用弦子、琵琶、胡琴、鼓板。所唱亦戲文，惟另編七字句，每本五六出，歌白並作，間以諧謔，猶京師之樂子，天津之大鼓，揚州、鎮江之六書也。特所唱之詞不同，所奏之樂有雅俗耳，其以手口營業也則一。……江、浙間最多，有蘇灘、滬灘、杭灘、寧波灘之別。”
清範祖述在《杭俗遺風》中介紹相類似的說唱形式——“花調”時說：“花調，杭州有之，介於灘簧評話之間。以五人分角色，用弦子、琵琶、洋琴、鼓板，所唱之書，均七字唱本，其調慢而且豔，每本五六回。”
我們將上述“灘簧”、“花調”與“四川揚琴”作一比較。
一、演出人數及方式。
“灘簧”——“五六人或六七人，分生旦淨醜角色，惟不加化裝，素衣，圍坐一席”。
“花調”——“五人分角色”。
“四川揚琴”——過去為“七方人”，現通行“五方人”，分生旦淨醜角色坐唱。
二、詞本來源及結構形態。
“灘簧”——“所唱亦戲文，惟另編七字句，每本五六出”。
“花調”——“所唱之書，均七字唱本……每本五六回”。
“四川揚琴”——目前尚能見到詞本的263段揚琴詞本均如前。今舉一例：出自於明高明的《琵琶記》的同名“揚琴”，即另編為七字句（或十字句）共六段，計有《吃糖哽糠、寄書托友、剪發賣發、描容上京、廣才掃墓、刻碑三打》。
三、演唱者所持樂器。
“灘簧”——“用弦子、琵琶、胡琴、鼓板”。
“花調”——“用弦子、琵琶、洋琴、鼓板”。
“四川揚琴”——七方人：洋琴、鼓板、三弦、碗琴、京胡、曲笛、碰鈴；五方人：洋琴、鼓板、三弦、京胡、碗琴（今均以二胡代）。
此外，演唱時的“歌白並作”、“其調慢而且豔”等風格特色亦基本相同。
從上麵的比較中，不難發現“四川揚琴”無論其演唱形式、樂器配置、詞本結構等均與灘簧、花調如出一轍，這絕非偶然巧合。
關於“四川揚琴”的文字記載，最早的見於清嘉慶甲子年（1804）成都流行的楊燮的《錦城竹枝詞》一書。其中說：“清唱洋琴賽出名，新年雜耍遍蓉城。淮書一陣蓮花落，都愛廖兒《哭五更》。”可以想見在“遍蓉城”的“雜耍”（民間曲藝）中，作者特別提出“清唱洋琴”這一藝術形式，同時這“清唱洋琴”已形諸文人筆下，足以說明“洋琴”在當時已十分流行了。這“洋琴”冠以“清唱”二字，想來它與“昆曲清唱”的形式應有一定關係的。此外，在四川揚琴發展曆史上出現的幾位著名藝人，如王化友（1827－1898）、謝成齋（1829－？）、謝海樓（1830－1897）、胡天禧（1833－1878）、康明煜（1845－1918）等，大都生活在清道光至光緒這一期間，可見四川揚琴大約形成於清乾嘉年間，至遲也不會晚於嘉慶，道鹹以後頗為盛行。
謝成齋的弟子謝兆鬆對四川揚琴的發展很有影響。謝兆鬆（1867－1930），工須生。他改進了揚琴的“橋”，從原來兩排橫隊如梯的琴橋改為雉堞形，這便於上弦。同時，他用鋼絲弦代替原來的銅弦（最低四音仍用銅弦），使揚琴音色趨於明亮，且不易斷弦。在清道光年間（一說鹹豐年間），成都的四川揚琴藝人便組織了行會——三皇會，每年正月初一至初五（後延至正月十五）在茶館聚會演唱。此外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還有兩次聚會。聚會時供奉“百壽圖”以紀念過世藝人，同時進行會首更換等事務。藝人賣藝的方式一是出堂會，二是坐館。出堂會是受雇去某家演唱（參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坐館（其始不晚於上世紀初）是每晚在茶館演唱。清宣統元年（1909）出版的《成都通覽》曾記載：“……（茶館）省城共計四百五十四家。在前之鬥雀、評理等事已禁止，惟評書、洋琴二事尚仍舊也。”
民國十四年（1925）成都慈惠堂瞽童教養所開辦“洋琴班”，這是四川揚琴最早的科班。“洋琴班”每期約招20名盲童，按“慈、惠、大、成、發、達、永、久、勉、自、未、定、蒙、天、之、佑”字輩取藝名。關於此事，前輩學人陶亮生先生曾親曆親見，他在《尹仲錫與慈惠堂》（見《成都文史資料選編·蓉城雜俎卷》）一文中作了較詳的記述。該文說：“我（作者）有一次往，先生（指尹仲錫——引者注）說，你來得好，我們到後院去看教瞎子打揚琴。蓋先生本人便解音律，擇堂裏青年盲瞽，嗓音清亮者教其彈唱，禮請名藝人、名票友義務傳習，我當天看見的就是先生親戚喬仲權先生正在唱《白帝托孤》的老生。成都舊俗，中人之家辦喜事，往往請一棚揚琴藝人來助興，取其熱鬧。由於打揚琴的多是瞎子，女賓都可環坐而聽。先生說，瞎子唱，可以聽，但確實難看，我要把他們打扮一下。至今回想，真有趣味。當時藍袍玄褂，是國民黨政府規定的文官禮服，先生為瞎子們各備二套，頭戴紅結六合瓜皮帽，一律墨晶眼鏡，望之儼然，近亦不惡，生旦淨醜末分組為朋，外配琴師雜役二人，則用眼睛好的，使其負具偕行。預印有招聘單，或晝或夜，唱戲幾出，如何招待，給錢若幹，都有具體規定。屆期，雜役領隊，瞎子並肩魚貫而行，琴師殿尾，衣冠楚楚，赴主家鬻藝。於是慈惠堂揚琴名冠成都市。”1950年慈惠堂解體，洋琴班至“自”字輩結束。洋琴班卒業藝人世稱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