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萍
這個故事有點古老，但我至今記憶猶新，因為它見證了世界語的“神奇”。
那是1985年初春，我被奉派到前南斯拉夫奧西耶克市參加“世界語在廣播中的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兩周內，我與各國同行交流了學術問題，遇到很多趣事。在國際台世界語聽眾迪波爾·塞凱爾先生家鄉的奇遇，我至今難忘。
迪波爾·塞凱爾先生是國際世界語界的知名人士，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學識淵博，在法學、新聞學、人類學、博物館學、民俗學等方麵均有建樹。他通曉20多種語言，世界語講得流利生動，發音優美，堪為我們專業播音員的楷模。他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在上層社會人脈很旺。他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進行斡旋，使之通過決議，接納國際世界語協會為谘詢組織。他對自己的定位是“旅行家”，酷愛旅行和探險，尤其喜歡到一些人跡罕至的地方。他的足跡遍及五大洲近90個國家。他曾在南美玻利維亞一個吃人生番部落與土著人共度了4個月時光，因此聲名大振，被尊為“世界旅行家”。
南斯拉夫是他的祖國，也是他探險旅行之後的歇息地。這時，他會打開收音機，聽聽各國的世界語廣播，其中也有北京電台的廣播，偶爾也會給我們寫點問候之類的話語。上世紀50年代，他曾隨一位南斯拉夫外交官到過中國，借機“窺視”了一番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生活。80年代初，他再次來到中國考察民俗。其間，同電台世界語部工作人員見了麵。1986年他專程訪問了北京電台，台領導會見了他。
我去南斯拉夫之前，同部裏商議過一個拜訪聽眾的名單。因不知他的行蹤，他沒被列入拜訪名單中。到達貝爾格萊德後，國際台駐南記者朱克禮接機時告訴我，研討會組委會托他轉告我，明早乘長途巴士北上，到蘇博提查市，同那裏的世界語朋友見麵，然後一同赴會。組委會沒有告知邀請者的姓名，也沒有留下聯絡方式。
第二天天剛亮，我就登上去蘇博提查市的長途車。盡管情況不明，我卻沒有絲毫擔心。國人接待外賓的模式給了我一顆定心丸。我想車站上一定會有人打著綠星旗（世界語的標誌）等我。全車不過20名乘客，隻有我一名東方女性，絕對不會看走眼。我一路欣賞著異國風光，同鄰座一位中年女乘客比比劃劃地聊著，車到站了。一看表，時近中午，4個多小時過去了。下車一看，傻眼了。沒有綠星旗，也沒有接站的人。同車的旅伴知道我從中國來，見我為難，沒有立即離開，準備助我一臂之力。有人看到我行李箱上北京電台的標誌，建議我去蘇博提查市電台。情急之中，我想起了隨身攜帶的《世界語年鑒》。這是一本綠色封麵的小冊子，由國際世界語協會出版，每年一本。裏麵有一個專欄，我們稱之為“聯絡圖”，登有世界各國聯絡員的地址和電話。世界語者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遇到困難，他們都有義務施以援手。我趕快找出這本救命書，翻到南斯拉夫那一頁，再找到蘇博提查市。萬幸，這裏有兩名聯絡員，名字下麵列有職業、住址、電話。我瞄準了那位當商店經理的老先生，想打個電話，一摸口袋，沒錢。聰明、細心的老朱竟然沒想到給我幾枚第納爾應急。好在還有幾張美鈔，一抬手，招來一輛TAXI。給司機指了指年鑒上的地址，同那幾位好心的旅伴道了聲BYE-BYE，一溜煙離開了這尷尬之地。
到了經理家門口，隻能硬著頭皮敲門。正在思量如何解釋這莽撞之舉時，門開了。開門的正是那位經理。“我從北京來，我是北京電台工作人員，我叫……”囁嚅間，他已經將我迎進客廳，說他常聽北京廣播，從我的聲音“認出了我”。他說早就聽說我要來，已經委托迪波爾去接我了。我這才意識到，蘇博提查是塞凱爾先生的家鄉。此前，我從未奢望能得到他的邀請，因此對這個地名沒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