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對中國醫學的傳播蒲俊臣
在近代醫學誕生以前，世界主要文明古國都曾出現過建立在經驗和主觀判斷基礎上的傳統醫學。中醫也屬於傳統醫學範疇，承載著中國古代人民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和理論知識，是在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思想指導下，通過長期醫療實踐逐步形成並發展成的醫學理論體係，被譽為中國的“三大國粹”之一。在近代以前的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中醫因起步早、理論體係完善、臨床治療效果相對突出而廣泛地被介紹到西方，並對西方醫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新航路開辟以前，除了像馬可·波羅那樣長期居留中國的少數西方行商外，歐洲人認識中國醫學往往都是通過阿拉伯人間接完成的，而西歐人獲得係統的中草藥知識和較完整的中醫理論則是與中國直接通商後到中國才學得的。1618年由葡萄牙來華的鄧玉函曾收集考察過大量中草藥並作了詳實的記錄。稍晚來華的卜彌格編著了《中國醫藥概說》、《中國處方大全》等書，詳細介紹了中國診病的切、望等法，附有經絡版圖，列舉了大量的中國藥物。之後的傳教士巴多明、韓國英等都對中醫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介紹。傳教士們在歐洲掀起了中醫學的一個小高潮，中醫的一些診治手法和藥物也得到了傳播和應用。
一、西方傳教士來華
新航路的開辟和地理大發現是15到16世紀最為重大的曆史事件之一。1487—1488年，迪亞士在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下，率領三艘輕便帆船抵達了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開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1519—1522年，麥哲倫船隊首次完成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再返回歐洲的環球旅行。這一係列事件意義非凡，從此世界逐漸被連成一個整體。新航路的開辟使西方人直接到達馬可·波羅們描述的天堂般的東方成為了可能，經商、探險、傳教，各種目的的遠航在裏斯本集結，然後浩浩蕩蕩地揚帆駛向東方。從此，大陸的東西兩端開始了直接的貿易與對話。
明代的中國對於西方來說是關閉著的一片神奇的土地。地大物博，封建體製完備。嘉靖十二年（1533年），教皇克萊孟七世成立了果阿教區，統轄從好望角直到中國的遠東教務，之後傳教士們在半個世紀裏進行了無數次嚐試和不懈的努力，試圖叩開中國這個封閉的大門。首先開始這一嚐試的，是耶穌會士弗朗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嘉靖十九年（1540年），應葡王若望三世的要求，羅馬教皇三世派遣沙勿略到東印度傳教。沙勿略後對中國文明產生向往，決心前往中國傳教，並於此間形成了學術傳教的思想，認為到中國去的傳教士“更應當有高深的學術”。可以說沙勿略首先為耶穌會到中國傳教確認了學術傳教的方針。萬曆六年（1578年），耶穌會遠東教務視察員意大利人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到達澳門。這位十九歲就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視察員對中西文化做了初步比較，總結過去來華傳教的失敗教訓，主張必須學習中國語言文字，采用適合中國情況的傳教方式。這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團在中國推行學術傳教方式以及適應中國習俗策略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了執行範禮安的計劃，法學家羅明堅被選派而來，於萬曆七年（1579年）到達澳門。按照範禮安的指示，羅明堅很快就投入到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風俗習慣的傳教準備中，並改穿中國僧人服裝，“除了生理特征之外，完全使自己成為臣屬中國皇帝的子民”。
耶穌會的這一策略意義非凡。一方麵，他們學識淵博，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的知識；另一方麵，他們廣泛地學習中國文化，閱讀中國典籍，使自己適應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階層交好，使得傳教士不僅僅是基督教的使者，更成為了傳播東方文化的先驅。由此傳教士得到明朝官員的信任，在踏上中國內地的土地以後，他們孜孜研習中國語言，使自己適應中國習俗。他們不但身著中國僧裝，而且采用了中國字號：羅明堅字複初，利瑪竇字西泰，巴範濟字庸樂。這是傳教士適應中國習俗策略的又一重要步驟。他們既以淵博的學識和謙恭的態度極力交結地方官員、士大夫階層，又將他們帶到中國的西洋物品展覽處來，吸引中國士人。羅明堅離開後，利瑪竇以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麵貌全麵展開了學術傳教活動。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他脫去僧服，改著儒裝，儼然“西儒”，這是傳教士適應中國習俗策略進一步深化。由此，利瑪竇躋身於中國士大夫階層，促進傳教事業得到更快發展。他試圖綜合儒家學說和基督教教義，對中國祭拜祖宗和尊崇孔子的習俗采取寬容尊重的態度，成為他得以在中國立足傳教的重要因素。
清軍入關之初，對定居中原的西方傳教士采取禮遇態度。其中，順治帝特別倚重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並尊其為“瑪法”。順治帝還多次向湯若望學習天文、曆法、宗教等知識。不久湯若望成為“欽天監”的負責人，掌管國家天文。湯若望去世後，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接管“欽天監”。在這前後一百多年時間裏，“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掌管。清朝初年和西方傳教士的廣泛交流為清朝皇帝了解和學習西方技術開啟了一扇窗戶。康熙帝在親政後對西方的科學技術，包括數學、天文、地理、光學、醫學、解剖學等都有較大的興趣，傳教士在華活動也更為活躍。直到雍正時期推行全麵禁教政策後，這個由利瑪竇開創，鄧玉函、卜彌格、湯若望等一大批傳教士引導的中西文化交流潮流才逐漸衰落。
二、傳教士的貢獻
前已述及，學術路線的傳教策略使得選派來華的傳教士均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學術背景。其中部分傳教士為學醫出生，精通醫學知識或有從醫的經曆。他們也認真地學習了中國語言，熟讀中國醫學典籍，並與中國醫生有密切的交往。這些傳教士在與教會和科研機構的信件往來中介紹了他們獲得的第一手中國醫學資料，傳播了中醫理論、技術和藥物。歸國後，傳教士還往往著書立說，係統回顧在中國的見聞，並對東西方醫學進行比較研究。這些對於西方來說顯得新穎或是先進的學說在當時的學術界和主流社會掀起了一陣陣東方學問的熱潮，一些從未到過中國的醫學學者也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些知識無疑豐富了西方人的視野，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對近代醫學的啟迪作用，這其中著名的人物有金尼閣、鄧玉函、卜彌格和巴多明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