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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的何銳兄電話，每次都像地下黨接頭，充滿了神秘氣氛。總是用低沉的聲音，直截了當地問：“最近在搞什麼，能不能搞篇小說？”電話很突然，沒有任何鋪墊，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既要琢磨這是誰，又擔心會不會有人開玩笑，這年頭有太多的騷擾電話，正躊躇著，就聽見他聲音更加低沉，語氣加重了：“我是何銳！”
這年頭好編輯不多了，癡心熱愛編輯工作的更稀有，何銳起碼還能算一個。主持《山花》許多年，說到省級刊物的全國影響，這本雜誌名列前茅。用流行的話，絕對屬於第一方陣。前些日子，又玩起新花樣，說是新編了一本書，將自認為是經典的小說結集出版。承蒙賞臉，也選了在下一篇，選就選了，卻還不就此放過，電話囑咐，一定要寫篇散文說經典。
不忍心斷然拒絕，隻是敷衍著。這年頭，很多事采取拖延戰術，拖著拖著就敷衍過去。就在覺得差不多之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已忘到了九霄雲外，何銳的電話又來了，說誰搞好了，誰也搞好了，你的搞了沒有，什麼時候交稿，人家出版社正等著，就缺你了。
一時間，我想到了耍賴，說關於經典，真的沒什麼好說。我知道何銳是個非常頂真的人，而我也就是看上去頂真，熟悉朋友都知道，我其實經常稀裏糊塗。跟他商量，能不能不寫，他立刻用了斷然的口氣，說“這個不可以，這個絕對不行”。根本沒有商量，別人都寫了，你為什麼不能寫，別人都可以說經典，為什麼你就不能。
很多年以前，作家方方主持一本很好的刊物，也曾命令談論經典。我這人有兩個特點，一是不認真，一是耳朵根軟。無論什麼樣的文章，隻要是硬逼，總是會寫的。給方方的那篇文章內容已忘光了，有個意思還能記得，就是根本不相信什麼經典。經典通常是瞎胡鬧，是自說自話，我隻相信是非，是非很簡單，一辨就明白。
每個人的心目中，都可以有經典。所謂經典，就是我們認定的好東西。是人都有向善之心，然而人各有誌，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經典。何銳認真，也有些天真，他覺得是經典，很顯然未必就是。譬如在下的文章，貿然躋身進去，很可能遭到有識之士的痛罵。
按照我的傻想法，“經典”這樣會招惹是非的字眼，最好少用，最好不用。當然，也許並不是何銳的本義，他不過想編一本好看的書，無意中想到了一個抓人眼球的經典。有沒有非議不重要，說不定能引起爭論，正是出版方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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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銳兄認死理，非得讓人談經典，我無話可說，強調自己從來不相信這個。他電話威逼，又來了一封信，堅決不肯放過。遇上朋友固執該怎麼辦，要麼你更固執，裝傻，幹脆不理他。要麼就認倒黴，還是裝傻，他要求怎麼樣，你就順著他說。
何銳兄認為，中國文學遭遇瓶頸，主要是缺乏經典意識，缺乏先鋒意識和都市意識，以及純文學創作的後繼乏人。因此他讓你必須回答下列問題：“談談自己對經典的感受和理解，比如，你心目中的經典，為什麼經典離我們越來越遠，作家為何要具有經典意識，特別是一個優秀作家應當以怎樣的方式對經典做出自己的回應。”
我覺得所謂經典，仿佛電視廣告中的鈣，給人留下一個印象，似乎隻要花錢補一下，就可以十分健康。所有中國人都缺鈣，所有中國作家都缺乏經典意識。按照廣告商的宣傳，我們都去吞服幾粒文學的鈣片，問題是否解決，答案當然是不可能。
事到如今，我們身邊有著太多文學經典，多得甚至讓人懷疑，大家不是缺鈣，而是鈣太多，骨骼已經老化，動不動就骨折。從稚嫩的中學生和女記者，到老辣的文學教授兼評論家，開出口來一套又一套，小說本來就一個小，現如今一張開嘴，偏偏全是大。
美國作家海倫是個很好的例子，作為一個盲人，作為聾啞人，所能接觸的文字，都是最經典，因此她寫出來的文章，有種一塵不染的典雅。很顯然，因為這樣那樣的限製，她沒有被糟糕的文字作品汙染過。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取法乎上躲避糟粕，光接受經典熏陶，肯定會有好處，但是在一個世俗社會裏，這根本不可能。
經典並沒有越來越遠，它們就在我們身邊潛伏，就在身後的書架上。事實上，我並不讚成要有什麼經典意識，曾幾何時，作家必須寫出“力作”的呼籲甚囂塵上，充滿了功利色彩，結果空喊半天，跟沒說一樣。寫作應該從心靈深處流出，它需要我們的非凡努力，不懈抗爭，與經典還真沒多少關係。中國文學確實遭遇了瓶頸，然而依靠經典，肯定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事實上，不隻是寫作者，包括閱讀者，對經典早已似是而非。我們不是無動於衷，不識廬山真麵目，就是把經典當做大棒，對著文壇一陣亂打。經典成了皇帝的新衣，成了包裝的商品，沒有具體分析，沒有生命感受，隻剩下了空洞的外殼。
不好意思，應該順著說的命題作文，說著說著又擰了，真對不住何銳兄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