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0章 青山不老(4)(1 / 3)

嘮了幾句嗑兒,夫妻不一致。

我搬起小磨子,回到家裏。秀麗說:“今天是集日,去買捆韭菜吧。”

我說:“我也想去趕集呢。為了方便,早就想買一個打氣筒。假如自行車撒氣了,不用去借。”

秀麗說:“除了韭菜和打氣筒,集日上你也該買頂新帽子,別像演小品的趙本山,戴著頂帽子遮兒卷著,忒土。”

獨莫城是“三八大集”。按農曆上,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都是集日。

路上有了新變化。以前,人們趕集都是步行,不時也有騎自行車的,是少數人。多數人妒忌,有人還編了順口溜,說“兩個軲轆一起轉,上麵坐個王八蛋”。改革開放以後,自行車越來越多,我也買了輛舊自行車,梁子還用布纏了,防止生鏽。隨著時代的發展,年輕人騎了摩托車,突突地響,後麵的架子下,圓管兒還噴氣呢。

市場也有了變化。原來是在大街上擺小攤,如今有了貿易超市,擋風遮雨,貨色齊全。不僅有當地的白菜菠菜,蘋果栗子,還有南方成長的荔枝橙子,香蕉菠蘿。

我想買的是韭菜。

毛主席好像說過“殺人不是割韭菜”,韭菜與白菜不一樣。因為韭菜割掉了,又能重新長起來。

我走到賣韭菜的攤子前,問:“多少錢一斤?”

攤主說:“兩毛五一捆兒。”

“買一捆兒。”我說著,便掏錢。

“二叔,想買啥呀?”

我聞聲扭頭一看,是紅衛。

紅衛不是小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在工商局上班,裝束有了變化,戴著大簷帽,還有肩章。穿的是灰色製服,莊重大方。

“哦,買捆兒韭菜。”我自然地笑了笑,讚賞地說,“人配衣服馬配鞍,紅衛帥氣,有出息了。”

“二叔過獎了。”紅衛卻對攤主說,“老張,這是我二叔,你不用收錢,給他兩捆兒吧。”

“好咧。”攤主很痛快地給了兩捆兒韭菜。

“怎麼這樣啊?我裝著錢呢。”

“兩捆兒不過是五毛錢,記在我的賬上。”紅衛對我說,“老張講義氣,是模範經營者。”

我問紅衛:“你還有賬?”

紅衛說:“有了饑荒就是賬唄!秋後算賬,老張心裏有數。”

販賣者與購買者是交易,管理者是第三者,與販賣者也有交換,乃是正常的交往。隻消紅衛的幾句話,攤主便幹不到秋後,淘氣的孩子多吃糖。

熟人是一寶,遇上了紅衛,我白撿了兩捆韭菜。欠債還錢,紅衛還得起,很有麵子。

過了半月,我又趕集,認識了賣韭菜的老張,又到他的攤子上買了一斤蒜毫。我問:“那兩捆兒韭菜的錢,紅衛還了麼?”

“還啥呀!”老張說,“我賺了一塊五呢。”

“這是咋回事?”

“很簡單。兩捆兒韭菜僅是五角錢,管理費是兩元。紅衛上下嘴唇一碰,沒有對我收管理費,免收了,放過了一馬。”老張說。

喲!兩捆兒韭菜是三結合了。我、你、他,都有了麵子。我想到了林彪的話,有權就有一切。權力真是好東西,能運能用,權力與財物結合,組成的詞兒叫運用。紅衛有了小權力,交流人緣;我沒有花錢,卻賺了兩捆兒韭菜;攤主以韭菜作為貢獻,免收了管理費。

我占了便宜心情舒暢,騎著自行車,嘴裏吹著口哨,洋洋自得。人際關係太微妙,紅衛很容易,攤主很容易,我也很容易。

回到家中,秀麗問:“韭菜多少錢一捆兒?”

“兩毛五,沒花錢。”

“咋沒花錢?”

我說:“紅衛講人緣,他和賣韭菜的有交情。”

秀麗聽了這個關節,說:“人緣、交情都是人情啊!人們知道,情比法大,紅衛是個好孩子。”

人情大,還是法大,總也說不清。按製度解釋,國家機構有人大,沒有“法大”。國家有法律,沒有“人律”。光顧眼前,大白天得了兩大把韭菜,合情合理。我即使躺在地上,張開胳膊,叉開大腿,樣子也是“大”了。

33.雇傭

天藍藍的,萬裏晴空,仰頭看了天上一條白色的帶子,是飛機拉出來的。

看上去,飛機比汽車還慢,距離遠近不一,不知時速是多少。飛機拉線不新奇,拉出的煙霧形成的是啥,誰也說不明白。

飛機有客機,也有戰鬥機。賈敬儒夫妻坐的當然是客機,據說,老夫老妻是從北京乘的飛機,客機上有服務員,叫空姐,端莊又漂亮。我曾經向賈敬儒問過:“光有空姐,怎麼沒有空哥呀?”賈敬儒曾經說:“男女不一樣,美麗程度也是能否成為空中服務員的條件之一。”

這樣解釋,盼弟恐怕也不夠格。我自己的閨女遜色,我連買商品糧都做不到,實在羞愧。

搓繩寨的人誰坐過飛機?隻有賈敬儒和甄寡婦。

我欽佩賈敬儒,佩服甄寡婦。宣統、戰犯都比我高超,可賈敬儒、甄寡婦有什麼功勞?此時,賈守保路過,我打過招呼:“廣保,幹啥去呐?”

“我到敬儒二叔家串串門兒,想借點兒錢。”賈守保說。

我說:“舊社會複辟了,地富分子有門道。”

“身份變了嘛!我向你借錢,可能不中。”

賈守保進了賈敬儒院子,賈敬儒正在卸窗戶,原先是方格糊紙窗,改為鋼鋁玻璃窗。

賈守保說:“二叔,你認識我麼?”

“坐坐坐,”賈敬儒打量著賈守保,說,“從模樣上看,你是貴玉三哥的兒子吧?”

“是。”甄氏插話說,“他叫守保,是老四,老五守春當兵入伍了。”

賈守保沾沾自喜,為自己有了好兄弟感到自豪。便介紹說:“守春在部隊上還當了副營長,手下有七百多人呢。”

賈敬儒問:“你多大了?”

“我出生在二叔離家的那一年,四十二歲了。我初中畢業,還是個共產黨員,去年當了村裏的治保主任。”賈守保說。

“哦,共產黨光榮偉大,”賈敬儒說,“茶幾上有香煙。你抽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