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安帝時，“薄於藝文”，學宮頹廢。
漢順帝采納翟酺建議，於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重修和擴建，費1年時間，用工徒112000人，建成240房，1850室。其講堂長10丈、廣2丈（一說3丈）。竣工後，將試明經下第者全部補入太學，並大量吸收公卿子弟為諸生，還破格招收有成就的童子入學。自此，各地負書來學者雲集京師，學生人數大增。所招學生開始正式稱為太學生。
漢順帝死後，在梁太後執政期間，太學更獲得迅速發展。她曾詔令自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官員皆遣子受業。並規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舉行兩次鄉射大禮，以太學生充當禮生，盛況空前。自此，遊子日盛，學生人數在漢質帝時猛增至3萬多。
由於學生來自各地，師承不同，所受經書難免章句有誤，更有私行賄賂太學校書機構而增添書經文字以全私文者。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詔令當代名儒蔡邕、馬日磾等刊正經書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隸書書寫，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經（共46枚），作為官定的太學標準教材，樹立於太學門外，以瓦屋覆之，四麵欄樟，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卒看守。碑落成之時，其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滿大街小巷，絡繹不絕。經學之盛，於斯為美。宋蘇軾曾讚譽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把當時生氣勃勃的盎然景象表達得淋漓盡致。
兩漢時，太學在培養人才和促進文化發展等方麵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東漢著名哲學家王充、曆史學家班固、科學家與文學家張衡等都在太學學習過。但隨著政治的腐敗，太學生開始參與政治。西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王鹹曾聚集太學生1千餘，以圖解救執法不阿的司隸校尉鮑宣。東漢晚期陳蕃、李膺等人反對宦官的黑暗統治，得到太學生的支持和響應，於是太學生也成為宦官打擊的對象，不少與黨人有牽連的人遭到禁錮（即黨錮之禍）。熹平元年（公元171年），太學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達1千餘人。
由於當時學生中研讀風氣甚濃，很多學生都思維敏捷，“善論難”。太學亦為皇帝谘詢國事之所，博士、學生都可發表意見，便於養成學生關心政治和國事的風氣，東漢桓帝時太學生劉陶就曾幾次上書陳事。由於太學生有關心政治和國事的政治素質，他們也往往把自己置身於社會重大政治鬥爭中。
班固在《兩都賦》中說：“是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而太學為其首。其後，經曹魏、西晉，洛陽太學至北朝末衰落，曆時六、七百年，學習蔚然成風，是屹立在世界東方的第一所國立中央大學，是封建統治者順應曆史潮流對以往教育製度加以改造的產物，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堪稱我國古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在教育上，洛陽太學之所以顯示出勃勃生機，當來源於對先秦夏、商、周三代教育的借鑒，及在文化被禁錮後力量的迸發。先秦三代主要是“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師長多為退職官員，缺乏青春活力。而當時又是“世卿世祿”的體製，對教育的需求隻是維持而不是發展。春秋時期社會正在發生根本變革，對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終於衝破“學在官府”的局麵，出現私人講學之風。至戰國，更出現了學術思想領域的“百家爭鳴”局麵。儒、墨、道、法諸家相較，儒家以有孔學六經而尤為顯赫。至秦專崇法家，焚書坑儒，對文化的摧殘、禁錮，使教育向前衝擊的力量暫時隱藏起來。當漢代尤其是在東漢“敦倡儒學”的條件和背景下，這種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東漢的太學教育，在很多方麵都顯示了對以往教育弊端的抗擊，和對於曾被遏製的教育革新的反思、繼承和發揚。
東漢太學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於太學的官員中，有不少號稱“循吏”、“廉吏”。而太學生的“噓枯吹生”的貢獻，主要還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當時的太學成了反對宦官專權的強大陣地。以賈彪、郭泰為首的3萬多太學生，他們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為“清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致使“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了太學生的輿論威力。並由此使社會形成婞直之風，有力地推動了公卿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這在一定時期內對於整頓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學對洛陽影響亦大。自東漢以降，儒學、佛學均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東漢經學大師輩出，如鄭玄、馬融、賈逵、鄭眾、鄭興、服虔等，都是飲譽當代和後世的著名大師。洛陽“自宋以前隨時建學”，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並稱，並有“西鄒魯”之譽。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學家創始人二程夫子（程顥、程頤兄弟）即出自洛陽，這與太學數百年雄踞洛陽的實效絕對分不開的。洛陽太學的曆史地位不可低估，她的借鑒價值也不容忽視。
2、公元166年、169年：黨錮之禍
李膺
郭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