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桓帝、靈帝時，宦官專權，世家大族李膺等聯結太學生抨擊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將李膺等逮捕，後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靈帝時，外戚解除黨禁，欲誅滅宦官，事泄。宦官於169年將李膺等一百餘人下獄處死，並陸續囚禁、流放、處死數百人。後靈帝在宦官挾持下，下令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錮。曆史上稱為“黨錮之禍”。
東漢中葉以後，外戚與宦官的爭權奪利愈演愈烈。桓帝時期，以李膺、陳蕃為首的官僚集團，與以郭泰為首的太學生聯合起來，結成朋黨，猛烈抨擊宦官的黑暗統治。宦官依靠皇權，兩次向黨人發動大規模的殘酷迫害活動，並最終使大部分黨人禁錮終身，也就是一輩子都不許作官。
東漢初年的“光武中興”猶如曇花一現。章帝以後，外戚開始掌權，他們“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所以出現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專權，造成政治上異常的黑暗。和帝時，竇太後臨朝稱製，其兄竇憲當政，“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衝帝、質帝時期，外戚梁冀勢力更大，皇帝的廢立全取決於他。質帝罵他是“跋扈將軍”，立即被毒死。外戚專權妨礙皇權。皇帝為打擊外戚勢力，便依靠身邊的宦官，和帝、安帝、順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後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廁所裏密謀，並利用宮中衛士翦除梁氏外戚勢力。從此開始宦官擅權的局麵。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對外戚專權的鬥爭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鄭眾因翦除竇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為鄛鄉侯，參與政事。鄭眾死後，其養子繼任，從此打破宦官不能世襲爵位的舊製。在打擊梁氏外戚集團之後，桓帝為酬謝宦官，一天之內就封單超、徐璜等5人為縣侯，世稱“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條件，假傳聖旨，飛揚跋扈；許多官僚士紳為了謀求私利，也巴結宦官。宦官像外戚一樣，到處安插親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
宦官大都是暴發戶，他們到處搶掠，兼並土地。中常侍侯覽“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奪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頃。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宦官在朝廷上，“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在地方上，“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宦官擅權甚於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瘋狂的掠奪下，加以自耕農紛紛破產，國家經濟收入大減，出現“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景象。農民起義事件不斷出現。質帝時暴動事件發生多起，桓帝時起義事件也有十多起。
東漢中葉以來，政治腐敗，經濟凋敝，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使東漢政權處於搖搖欲墜之勢，終於演成東漢末年的黨爭事件。
活躍在東漢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還有官僚和儒生。東漢初年，劉秀注意整頓吏治，他利用興辦學校和鄉堂裏選等方式，培養和選拔地主階級的子弟進入各級政權機構。這樣，就為儒生入仕大開方便之門。順帝時擴建太學，儒生數量發展很快，到質帝時太學生已增至3萬多人。各地儒生數量更多，在郡國和私人精舍中就學的至少也有七八萬人。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階級的子弟，他們是官僚的後備軍。
東漢中葉以後，外戚、宦官輪流專權，他們任人唯親，裙帶成風，使官吏選舉製度更加流於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選舉6位名孝，實際上早已內定5人。所以當時人說：“今之進者，惟財與力。”在選舉製度敗壞的情況下，也就出現了這樣一些官吏：“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宦官掌權時，他們的“子弟親戚，並荷榮任”的現象更為嚴重。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個敢於主持正義的有骨氣的人，他不怕五侯的威脅利誘，與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李膺當了司隸校尉以後，執法如山。桓帝寵信的宦官張讓有一個弟弟叫張朔，他任縣令時不但貪汙勒索，甚至殘殺懷孕的婦女。張朔聽了李膺的厲害，嚇得逃到了洛陽的哥哥家。李膺親自帶人來到張讓府中，將張朔逮捕入獄，審訊屬實後，當即處決。此後，所有宦官都是謹慎恭敬，甚至連說話都不敢大聲，節日也很少出宮。桓帝覺得奇怪，問他們怎麼啦？他們一起叩頭哭著說：“我們都給李膺搞怕了。”
陳蕃，字仲舉。他少年時獨居一室，雖學習刻苦，但庭院汙穢不堪。一天，他父親的好友來訪，見他庭院如此雜亂無章，就對他說：你怎麼不打掃打掃庭院以待客呢？陳蕃回答說：“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事乎？”後人也有人對他這番話嚴加貶義，“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就是這麼來的。但不管怎麼說，陳蕃這番話表達了他的淩雲壯誌。所謂少有壯誌，大有高行。陳蕃在桓帝時官至大尉，他便以自己的地位與外戚、宦官進行著不懈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