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與植物學家
18世紀西方人對華夏文明之儒學開始了解，康德是一個內在思維力極強的西方哲學家，開創了德國哲學本體論的大海般的智慧，對儒家哲學嗤之以鼻，他認為儒家教義隻是蒼白的道德說教而已。因為儒家教義對宇宙本體的認識淺薄，沒有本體論的高度，西方人從康德開始從哲學家上輕視華夏文明之哲學，黑格爾更加不屑一顧，直至今天。在康德和黑格爾的眼中，華夏文明之哲學家與西方哲學家相比，如同農民和植物學家相比一樣。農民隻有經驗，並不探索原因，不問為什麼。唯一例外的是數學家兼哲學家萊布尼茨，微積分的發明者，發現華夏文明聖道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教義很深刻，從此獲得靈感，發明了二進位，使計算機運算成為可能，使網絡時代得以來臨。萊布尼茨隻是窺探到華夏文明聖道的一粒微塵而已，華夏文明聖者開顯的五聖道沒有幸運聽聞。西方人眼中的華夏文明哲學就是儒家的說服力極差的道德說教，自己都沒有說服，怎麼能說服凡愚呢？世俗諦的孔子遮蓋了道義諦的孔子，實在始料未及。
盛唐的人格爭論
貞觀初期，唐太宗李世民與重臣之間曾經深刻探討治國方略，是一次華夏社會曆史上極為重要的治國方略討論會，直接影響朝廷的法製建設和大政方針。這是一次發生在最高權力的掌握者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之間關於人格的爭論。人格善惡和改良的可能性是哲學家和神學家關心的問題，竟然在唐朝的朝廷內掀起了熱烈的討論。這次人格（人性）討論會的詳情記錄在《貞觀政要》這本重要的實錄中，也是唯一一次皇帝與重臣之間暢所欲言的人性研討會，皇帝沒有把他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大臣們，大臣們互相辯論，非常激烈。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儒家的傳統觀點“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是正確的，因此治國必須用重典，隻有魏征一個人堅持人心並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人心澆薄是錯誤的看法，是不負責任的偏見。宰相封德彝說：“三代以後，人間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征之言，恐敗亂國家。”魏征竭力反對說：“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又說：“若言人皆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封德彝等一班同僚無法回答魏征提出的這個問題，但堅持認為魏征的人格觀點是錯誤的，不能作為國家的立法依據。魏征對人格改良投了讚成票，而且是唯一的一票。唐太宗認可了魏征對人格改良的理念，人格是可以改良的，幾千年過去，人格沒有越來越壞，高貴人格是可以期待的。於是唐朝依據魏征對人格改良的理念，製定了相對寬鬆但更加完整的唐律。3年過後，“海內康寧，突厥破滅”。唐太宗對群臣說，“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康寧，遠戎賓服”。唐太宗對魏征的人格改良的遠見高度讚揚，因為唐朝隻用了幾年時間就建設了盛唐社會。國內安定祥和，外敵被消滅，華夏社會至今懷念唐朝的繁榮昌盛，美國的華人聚居區被稱為唐人街，寄托華人的思念。唐太宗對人格改良的認可使唐朝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唐人的禮儀、創造力、詩歌、繪畫、建築都成為全世界的楷模，日本、東南亞都仰慕唐朝威名，派出留學生到唐朝學習。唐朝是當時世界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的中心，唐朝的華夏文明達到鼎盛。今天日本、東南亞的很多禮儀製度和生活方式都源於唐朝。
孔子人格分類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學而不知者。”生而知之者就是聖人，學而知之者就是仁者，學而不知者就是愚者。孔子認為人格改良的難度很大，因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就是說聖人永遠是聖人，愚者永遠是愚者，沒有改良的可能。能夠改良的就是中間層次，中間層次的人通過學習儒家教義可以成為仁者，具有賢善人格，對社會官場都有很大的價值。這裏所說的孔子當然是世俗諦的，而非道義諦的，不可誤解。一旦把世俗諦孔子誤認為是道義諦的孔子，則對儒家教義和華夏文明的聖道就相違了，對人格改良的可行性產生極大的懷疑。孟子對人格改良的期望值更大，孟子說：“途之人皆可為堯舜。”一個凡愚也可實現人格改良，成為完美的聖人。荀子認為人性本惡，無法改良，最多用禮儀來約束。他的學生韓非子和李斯則把人性本惡推到了極點，認為人格改良的一點可能性也沒有，禮儀是多餘的，嚴刑峻法是唯一的出路，酷刑是君主對付任何人的唯一手段。法家主要推手商鞅、韓非子、李斯被判處死刑，商鞅和李斯還被判處車裂腰斬的酷刑。報應之嚴厲，無法盡說。諸子百家對人性和人格改良沒有探索，實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