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家，“士、農、工、商”中，商人的地位是最低下的，而官的地位則是最高的。官與商之間存在的是一種對立的關係。經商發財，是作為商人的追求，如果想實現經營的目標，除了要有經營管理的才能外，最重要是不能少了“靠山”，這個“靠山”自然是官越大，權力越大為好。
朝中有人好辦事
對於商人而言，朝中的貴人可以投靠，並可以借助他們手中的政權，以達到自己商業上的目的。甚至很多商人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出資為自己捐不同品級的官銜，以便於自己與官場打交道和生意往來。
胡雪岩的發跡，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他在官場上的靠山，當然，他並不僅僅隻依賴王有齡和左宗棠兩個人，其實還有其他的各路大小官員。在所有的商人中，胡雪岩借助官勢，以官經商，沒有人可以達到他這種境界。
在左宗棠收服杭州後，命蔣益澧安撫戰後的杭州。蔣益澧是浙江的一個藩司，在他得知胡雪岩的財產後，就想借助胡雪岩的能力來渡過杭州的難關，這也是同胡雪岩結識的最佳時刻。
因為蔣益澧的幫助，胡雪岩和左宗棠日益密切起來。而這時蔣益澧則希望胡雪岩可以在左宗棠麵前替自己美言幾句，讓自己坐上廣東巡撫這把交椅。
對於蔣益澧而言，如果沒有遇到胡雪岩，做廣東巡撫，他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因為有了胡雪岩這層關係，自己也想坐一坐巡撫的位子。而對於胡雪岩來說，蔣益澧在當上廣東巡撫後，無論是公還是私，對他都是大有好處的。事在人為，隻要盡力，就有希望。對左宗棠而言，蔣益澧是自己手下，自然也希望他好。
胡雪岩同左宗棠分析利弊，要細水長流，穩紮穩打，浙江方麵不但收入有限，而且不能確切地估計可以有多少收入。田地方麵，已經下旨免去了稅收；鹽方麵，要等到明年春末夏初的時候才能有起色；穀米方麵，要看鄰省願不願意幫忙捐獻；能靠得住的收入隻有厘金方麵的小小收入，如果市麵上越來越旺盛，厘金方麵的收入就越多。但這些是需要人操作的。而在支出方麵，一個是戰後的善後，還有一個就是海塘方麵，都需要大量的銀子，而各個衙門，大小官員的俸祿，也都是需要銀子的地方，並且在地方上還要養兵，需要軍餉。這樣，每個月就需要20萬兩銀子，而藩庫現在已經是一貧如洗，什麼事情都辦不了，如果蔣益澧在做這個藩司，又怎麼能做得下去。
左宗棠聽胡雪岩說浙江的情況，認為浙江藩司還不至於這樣艱窘。胡雪岩告訴他，雖然自己所說的有些誇大，但是馬新貽馬中丞剛剛上任，自然想做一番事業出來，如果發現這種狀況，自然會逼迫蔣益澧這個藩司，而蔣益澧是左宗棠的心腹，逼迫蔣益澧就是逼迫左宗棠。
左宗棠將事情利弊想了一下之後，覺得如果兩方發生矛盾，蔣益澧就是第一個受到波及的人。而左宗棠認為，蔣益澧在資曆聲望方麵都很低，如果在上奏的時候碰了釘子，以後再做這個請求就難了，所以，在沒有把握之前，不便貿然動手，也就是如果蔣益澧要想當上這個廣東巡撫，就不能再找別人幫這個忙了，而在朝中，隻要有人幫忙讓左宗棠舉薦的時候就沒有人駁回，這件事就一定可以成功。
蔣益澧最後經過胡雪岩和左宗棠的幫助，順利當上了廣東巡撫。正是因為胡雪岩向左宗棠分析的那一番利弊關係，事情才得以順利進行。而蔣益澧當上廣東巡撫之後，對胡雪岩來說朝廷上又多了一個靠山，自然也是好事一件。
經商要有靠山
很多時候，商業都是服務於政府的。官商之間是建立在當時的實際關係上的。官員方麵，既要限製商人，又要利用商人，還想從商人那裏得到些好處；而商人則是想如何少受或是不受政府官員的限製。經商如果不懂政治，是成不了大氣候的，經商如果沒有後台，是注定要吃虧的。
買辦，是中國近代社會一種特殊的商人，是隨著各通商口岸的開放，在東部沿海各個城市逐漸形成的一個社會階層。
1860年，隨著英法聯軍來到天津經商或開辦洋行的外國商人都帶著買辦，買辦這個職業的植根就在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