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不走。”我隨即在她身旁跪了下來，用手緊緊將她不停出血的傷口壓住，我所能做的隻有這些了。“你做警察有多久了？”
“快一年了。”“剛剛那個穿黃色衣服的也是警察嗎？”“對，黃色衣服是加州公路巡邏隊的製服。”“那你的為什麼是黑顏色的？”“這不是黑色，是深藍色，深藍色是加州市警察局的製服。”
“做警察怕不怕？”“有時候怕。”
“就像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是嗎？”她呼吸急促還不忘記微笑。
“哦……”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開警車嗎？”“開，就停在後麵。”
“今天都怪我不好，”她幽幽地說，“碰上這種事情，而且還沒有係安全帶。”
“別這麼說，這不是你的錯。”我心裏非常難過。我真的希望可以在一個什麼其他場合遇到她，不僅僅因為她是中國人，也不僅僅因為她是個女孩子，隻是當一個健康的人麵對一個瀕臨死亡的人的時候，那種感覺難以言喻。
“可以幫我做件事情嗎？”她說話的聲音開始減弱。
“當然可以。”“我的包在車裏麵，包裏有個紅顏色的通訊錄，不過，請不要打電話給我父母，我妹妹在華盛頓，先打給她好嗎？”
“你不會有事情的。”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聲音輕得連自己都幾乎聽不見。
此時我們周圍被頭頂上警用直升機的強烈燈光照得雪亮，遠處傳來了大批消防車、救護車逐漸靠近的警笛聲。
“別擔心，救護車已經到了，”我試圖安慰她，“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送你去醫院，你肯定沒事的。”
她勉強地露出了一絲笑容說：“你人真好，可是我剛剛看到那個警察對你搖頭，何況我現在根本就感覺不到痛了……”
“你從大陸哪裏來？”我想打斷她換個話題。“武漢。”“警官，這裏讓我們來吧。”此時五六個救護人員已經圍在了我們身旁，他們給她做了迅速的檢查後便決定不在現場治療。
“我去拿你車上的東西，等會兒我們醫院再見。”我站起來對她說。
“謝謝你。”她又對我嫣然一笑，那個笑容銘刻心中，讓我永世難忘。
她開的是一部1984年產的日本車，車子已經被撞得完全變形。我無法打開車門，所以隻有讓消防隊員用氣壓鋸切開。車裏到處都是鮮血，她包裏的東西七零八亂地散落在各個角落。我一邊幫她收拾東西，一邊祈禱她能渡過難關。
因為傷勢太重，她後來沒能渡過難關，死在了開往醫院途中的救護車上。我信守諾言，遵照她的意思通知加州公路巡邏隊將電話打給了她的妹妹。我在檢查證件的時候看到她駕照上的名字是Lisa Chen，家住加州某鎮，除此之外我對她一無所知。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是什麼可以讓一個26歲的女孩子麵對死亡卻如此從容，她沒有驚恐、沒有抱怨，甚至沒有掉過一滴眼淚，而且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惦記著不讓家中的父母難過……我們給未來不可預測的事情冠以“命運”兩字，是因為我們在命運麵前的確毫無選擇。或早或晚、或突然、或意料之中，我知道終有一天我也將麵臨死亡。如果在我生命的最後一刻還能擁有什麼，我希望我能擁有那個女孩的笑容，有了這個笑容我便多了一分勇氣，多了一分堅強，多了一分隻要活著就不悲悲戚戚的從容。
千萬分之一的可能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1998年9月18日，星期五，美國洛杉磯。29歲的警察凱利·貝尼克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駕車行駛在回家的公路上，突然他發現前麵一輛車的車牌明顯已經過期了。盡管這一天他已經處理了幾起盜竊案並且到法庭作證，但他還是擰亮警燈，追上了這輛車。
凱利·貝尼克斯從小就與參加越戰的父親失散。由於跟母親合不來，他是由外祖父母撫養成人的。他不知道他的父親保羅·貝尼克斯是否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凱利攔下了這輛違規的汽車。當他看見駕車男子的眼睛時，他竟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熟悉和親近的感覺。他檢查了這名男子的執照和身份證。這些證件確鑿無疑地表明，這名男子名叫保羅·貝尼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