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來，我與妻子在家裏淋著惡意形成的傾盆大雨，每天都像落湯雞。雨滴穿透屋頂，直接打在我們身上。
我們愈來愈深入思考何謂「良心」。
「你知道嗎？在美國，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具備良心。」美樹那天對我說。
她跟我一樣，承受媒體與一般民眾的無情對待，當然也對「良心」這個議題產生興趣。
「之前我在有線電視頻道上看到的。」她接著解釋。
「新聞節目嗎？」從一年前起，我們幾乎不看新聞節目。
「不，是往昔某個搖滾樂團的紀錄片。那個樂團的鼓手在接受采訪時咕噥：『聽說在美國，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把良心當回事，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這種人被稱為『精神病態者』（Psychopath）。」我想起早年為了寫小說閱讀的幾本書籍。「有些書上說，他們擁有冷酷的大腦。」
表麵上，這種人與一般人並無不同。他們一樣會生兒育女或飼養寵物。不僅如此，他們多半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地位，不少人成就卓越。隻是，他們沒辦法和他人產生共鳴，遵守社會規範的意願極低，毫無「良心」，完全不在乎自身的行動會造成多大危害。
「這些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這是書上寫的。一般人怕傷害別人或逾越規範，不敢放縱自己的欲望，但『精神病態者』不受良心鉗製，他們是無敵的。世上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情。」
「原來如此。」美樹不帶情感地低喃。
「這種人根本不在意別人的痛苦。」
「即使再怎麼給別人添麻煩？」
「是的，他們不痛不癢。不過，這不代表他們都會犯罪。雖然他們會傷害、利用別人，卻不見得會做出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為。」
「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為？」
「這是書上的用語。那書上說，因精神病態遭到逮捕的隻是少數特例。」
「好比那些將我們當罪犯看待的記者，也沒遭到逮捕？」
「沒錯。」我點點頭。
「二十五人中就有一個……」美樹若有所思。從她的表情，無法判斷是震驚於比例之高，抑或認為這是合理的數字。
「不過，這類統計數字的可信度頗低。這種人多半是一般百姓，搞不好就是隔壁鄰居。他們過著普通生活，大多具有魅力且天資聰穎……」
說到這裏，我不由得發出呻吟，妻子也不禁皺眉。盡管不是我們談起這個話題的目的，一張麵孔仍浮現眼前。
那個毫無良知，完全不在乎傷害他人的男人。終結女兒人生的那個年輕男人。
我察覺又有人按鈴。
要是打開大門，記者會有什麼反應？他們會氣勢洶洶地衝到我身旁，還是戰戰兢兢地緩緩靠近？「山野邊先生，抱歉在您如此疲倦的時候登門打擾。能不能請您針對判決結果發表一點感想？」他們或許會這樣開場。
若是「一點感想」，踏出法院時我早就發表過。
這種判決實在難以置信，我非常錯愕。沒想到法官會判無罪。
我照本宣科般說出這兩句話。
這樣大概無法滿足記者。或許，此時聚集在家門前的是不同批記者，需要我重複相同的台詞。無數想法在腦海擴散，一層疊著一層，宛如不斷推向沙灘的重重波浪。各種念頭互相交錯、堆疊。
我坐在客廳沙發上，試著調整呼吸。深吸一口氣，緩緩吐出。雙手輕輕交握，閉上雙眼，放空腦袋，讓自己處於「除了活著什麼也不做」的狀態。這一年來，我都是如此緩和情緒。
腦海響起吉米·罕醉克斯（注：JimiHendrix（一九四二～一九七〇），美國著名吉他歌手，其音樂及吉他技巧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曲子。「我沒辦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或是明天。我在今天找不到任何樂趣。」
吉米·罕醉克斯如今已不在，無法「活在今天」。
去年夏天女兒慘遭殺害後，「今天」便不曾造訪這個家。
不僅是二樓的女兒房間，家裏處處都殘留她的身影。
她曾坐在客廳的桌前，看著電視，邊拿湯匙舀食物。有一次，她嘴裏塞太多小番茄，連連眨眼，慌得不知所措。當時她五歲。
她曾背書包站在玄關，明明根本不懂意思，卻嚷著「爸爸，我要出征了」。當時她正要去參加入學典禮。
她曾半夜起床上廁所，太怕黑而故意大聲唱歌。當時她就讀小學三年級。
她曾失足摔下樓梯，痛得嚎啕大哭，被嚇得麵無血色的我及妻子抱在懷裏。當時她才上幼稚園。
家中的牆壁、柱子、榻榻米、紙拉門、地板、冰箱、洗衣機、窗戶、窗簾、電視、書架、天花板的花紋，甚至是馬桶上的缺角，都殘留著關於女兒的記憶。我不禁產生錯覺，仿佛將其中一樣切下來，用自己的身體給予溫暖，女兒就能重獲生命。
關於女兒的回憶，並非僅限重大節慶或特別的日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女兒說過的每句話、做過的每件事，她的一顰一笑，生氣的神情，認真踩腳踏車的背影，及感冒躺在棉被裏的模樣，填滿我們的內心。然而，她已不存在這個世界。十歲那年，她的生命消逝，我們痛切體會到何謂「失去生存的希望」。
妻子美樹曾說，倘若活著就得承受這種煎熬，她寧願不要出生。那是黑暗真實的懊悔。隻是，沒人能決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來。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再想深一點，任何人都有死亡的一天。既然得麵對這樣的恐懼，既然死亡遲早會降臨，不如一開始便不存在。
「外頭那些媒體記者，搞不好今晚就會離開。」我開口。稱呼那些人為「媒體記者」算是很大的進步，以前我都叫他們「混蛋」。
美樹坐在沙發上玩著桌上的數字遊戲。有點類似填字遊戲，必須計算數字，填滿每個方格。這一年來，我們經常玩那個遊戲。為了消磨時間，我們不斷填著數字。進行「計算」時，腦袋便會屏除不必要的思緒。
「那些媒體記者幹嘛纏著我們不放？你不是早就發表過感想？」妻子並未生氣，純粹提出內心的疑惑。
「我是在走出法院時說的。」
妻子不想待在宣判現場，我將她留在家中，獨自前往法院。
「既然如此，外頭那些人到底還想要什麼？」
「大概是期待我講出不同的感想。不，他們隻是擔心其他記者搶到獨家報導。害怕前腳一離開，我便發表新的言論，到時就糗大了。」
「我們不是在門外貼了張聲明？」
「是啊。」那張聲明上寫著「我們夫婦身心俱疲，恕不接受任何采訪」。
「都怪你愛跟媒體作對，才落得這個下場。」美樹顯然是在取笑我。這幾乎成為我們日常的話題。
數年前，我常上電視新聞節目。針對社會局勢、生活瑣事、刑事案件或災害發表評論，不僅能舒緩寫小說的壓力，還能達到宣傳效果，所以我輕鬆接下通告。由於太過輕鬆，我往往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未經深思熟慮，觸怒媒體的發言自然不在少數。
我後來才知道，那些粗魯幼稚的言論在電視台工作者心中留下極壞的印象。朋友曾給我忠告：「他們對你十分不滿，礙於你是暢銷作家才忍氣吞聲。要是哪天你過氣了，恐怕會遭到報複。」
沒想到，朋友一語成讖。三年前起，我不再發表新作，舊作的銷量也逐漸下滑。不久，女兒的命案發生了。媒體采高壓攻勢窮追猛打，或許正是對我的報複。有時我不禁暗自揣測，電視台早視我為眼中釘。
邊櫃上的電話，不斷接到新來電。盡管設為靜音，液晶熒幕仍閃個不停。手機也一樣，新訊息一封又一封湧入。世上太多人基於不同的動機想與我們夫婦對話。麵對現況，我甚至不知該心懷感激，還是失控抓狂。
我和妻子有時會接電話，有時不會。原本我們決定不理會任何來電，但最近心境有些改變。不管是「你女兒遭奸殺而死」之類了無新意的毀謗中傷，或是答錄機中充滿惡意的留言，經過一次次傷心與折磨，我們逐漸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