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生回憶說，在西南聯大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主自由氛圍的感召下，他先是報考了機械係。他當初想學機械，是因為受到工業救國這一思想的影響。但是，當時工業並不發達，在抗戰中基本沒有什麼工業。後來就萌發了改學地質的想法。他說，有3件親身經曆的事情，促成了自己對專業選擇的轉變。
劉東生回憶道，抗戰期間，國家需要大批鐵礦。那時，昆明附近有個易門鐵礦，但當時誰也不知道它的真實儲量和開采價值。於是，當地政府就請西南聯大地質係譚錫疇教授前去勘查。譚是地質界老前輩。他根據當地的地質構造、礦產類型、礦藏質量、保存狀態等，得出的結論是，這是個值得開采的大礦。
“我們覺得很神奇。”劉東生說。譚老先生到易門轉了一圈，就知道了那兒的礦產儲量，決定了當地的命運。“我那時剛從中學畢業，覺得地質研究很神奇，很了不起，這樣可以發現自己的資源，這對國家抗戰非常有用。”
隨後，不經意間看到的一篇文章，使他看到了地質研究與抗戰救國的內在聯係。“當時，在昆明有份很有名的報紙叫《益世報》，在這份報紙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論抗戰和鄉土研究》，“這文章是我後來的老師、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專家楊鍾健寫的。文章講，隻有了解自己的家鄉，才能談得上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家鄉才有抗戰熱情，愛國就是愛自己的家鄉。”
生活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走上哪條生活道路則充滿著機遇和偶然性。這篇文章給劉東生的啟發很大：“家鄉的山山水水必須認識它，你通過什麼認識呢？那就是地質學。通過地質去認識家鄉的美好，山是怎麼形成的，水是怎麼變化的。年輕時就這麼一個挺簡單的思維，使我通過這篇文章萌生了轉專業的念頭。”雲南秀麗的風景，使劉東生更是對地質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發生在1938年9月28日日本對昆明的轟炸，使劉東生真正把自身的興趣和國家的需求結合了起來：“這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昆明，我們當時躲在西山上看，20多架飛機從北邊飛到昆明上空，炸彈直接投到西南聯大的校舍。我們有個姓林的同學，9月27日從天津到昆明的，28日當天躲在宿舍屋簷底下，房頂上的瓦經炸彈震動全部溜了下來，砸到他頭上，當場死了。我們班當時好幾個同學受了重傷。”
劉東生回憶說：“那個時候，我們抗戰的心情非常強烈。甚至有些同學覺得，念書有什麼用，幹脆上前線去。在這種情況下，我就下定決心不學機械了，改學地質，覺得學地質比學機械對自己更加適合，對抗戰更加有用。”
後來劉東生去找清華的老師，要求轉到地質係：“老師，現在昆明連墨水都不能造，牙膏、肥皂也沒有，學機械沒有用！”可老師告訴他：“現在學機械沒用，以後有用。以後有了工廠，還要造飛機呢！”
劉東生不死心，再去找北大管理一年級學生的葉公超老師。葉老師爽快地簽了字，劉東生順利轉到了地質係1938級。就這樣，劉東生從清華機械係轉到北大地質係上課，成了名副其實的聯大學生！
今天，當人們回味這3件事的時候，會看到一位熱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時刻，在科學救國的道路上所作出的選擇——自身誌趣和祖國命運的充分結合。這是一種大敵壓境、國難當頭的年代，一個青年對自身專業所作出的恰當選擇。
自由、彈性的選擇
即便是在今天的大學裏，轉校、轉係、換專業都是難上加難的事情。那麼，成就了這位日後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泰勒環境成就獎得主轉係願望的西南聯大，在劉東生眼中究竟有什麼特色呢？
劉東生說：“有關西南聯大，我自己體會最深的一點，就是學術空氣比較自由，同時大家都有一種‘選擇最好的精神’，老師選擇最好的學生，學生選擇最好的老師。一方麵，教授可以根據自己最擅長的領域開課，學校也經常請院外的人來做學術報告；同時學生可以自己組織、選擇自己的一些社團活動。另一方麵，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誌趣，選擇最好的、自己最喜歡的老師和課程。學工科的學生，也可以改學自己感興趣其他學科，可以選那些文學、曆史等方麵著名教授的講座。”
西南聯大當年大師雲集。“朱自清、聞一多等大家給我們講課，不是僅僅講文學，而是將文學和國家局勢、做人的道理結合起來。其他專業的老師也一樣，他們講授知識的同時，給我們也傳授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劉東生說，聽大師們講課，可以使得自己科學研究的境界也跟著提高了。
與此同時，西南聯大在製度上也富有彈性。“學工科可以救國，學文科也可以救國。但不同人有不同的興趣、愛好。結合自己的興趣來選擇專業，可以學得更好一些，更容易出成果。”劉東生認為，剛從中學畢業的學生，並不知道哪個學科對自己更適合。這就需要給同學們進行自由選擇的機會，這種機會包括學生選擇老師、專業、課程的機會，也包括選擇學習方法的機會——西南聯大給學生這種機會。
“我覺得，研究生院應該多請一些國際上的大師級人物，給學生造成一種比較高的研究的氛圍。”劉東生認為，“對研究生來說，大的研究方向基本確定了，但是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課。”研究生應該在課程、教師等方麵有選擇的空間。這不是隨便自由的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