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這個詞被逐漸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主要是指“與世隔絕的夢幻境地、逃避現實生活的世外桃源、隱居之地”。在漢語中,象牙塔的外延涵義主要是“比喻脫離現實生活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小天地”。大學,研究生院正是這種地方。

大學是文化科學的淵藪,是知識分子的聚集地,它不但是從事教學、培養高級人才,從事科研、誕生發現發明的場所,也是臧否天下、月旦人物、關注時事、組織運動的地方。大學往往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崇敬、信任、向往的神聖領土與精神家園。

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貝婁在給《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一書作序時說,在公眾輿論控製的社會中,大學應當成為一個精神的島嶼。有了這個精神島嶼,大學才不會淪為一個精神荒蕪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為一個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裏巷。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說,大學“追求新思想、新知識”,它“總是站在批評的最前沿”,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學副校長說,“大學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斯坦福大學校長則說,大學是後工業社會的“軸心組織”……

大學,怎麼叫“大”?蔡元培說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學之學府也”;竺可楨說大學就是“求是”之地,“辦大學者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張伯苓說“教育之事,非獨使學生讀書習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並進而不偏廢”;梅貽琦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大學,就是先要有“大”校長,起碼是個教育家;二要有大師,不獨是各抓著各領域的“專家”;三要有“大”學生,“隻是掌握一些專門知識、專門技能是不夠的,應該知識廣博,擁有科學頭腦,做到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考,而不致於盲從”(竺可楨)……

學者傅國湧認為,大學作為社會的精神文化中心,傳播人類先進文明和道義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紀洪堡創立柏林大學,奠定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的原則以來,它已經成為全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準則。

學者蕭雪慧則反思道:“獨立自治、開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稟持理想以及在執守這些傳統理念與作為變革前沿之間保持張力,是大學在數世紀中展示出來的形象,也是大學之為大學的基本特質。比照比照這些特質,時下中國大學從中可否認出自己?”

中華民族是有悠久曆史文化的偉大民族,我們民族的學校也有悠久的曆史。中國第一部通史司馬遷的《史記》寫道:“三代之道,鄉裏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國學校的稱呼。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在雅典和亞曆山大城跟學生對話的時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齊魯等地也有“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的盛況。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論起資格來,並不比牛津、劍橋、愛丁堡不列顛三大學遜色。

在中國古代,類似於大學的高等教育機構有國學(太學、國子監)以及後來的高等書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點整理、研究和傳播高深領域知識的機構。中國古代的高等學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如虞舜之時,即有上庠,“上庠”即“高等學校”的意思。不過,中國古代的高等學校和西方現代的大學存在差別,尤其官辦學校以培養治理政府的仕人及從事文化教育的文人為主,學科上自然科學尤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個的傳統教育體係都麵臨著轉型、革新。

在近代和西方交流以來,西方的“University”早期被翻譯成“書院”等,後又稱為“大學堂”、“大學校”,民國以後“大學”成為正式的稱呼。

在本書中,我把中國第一所教會大學(聖約翰)出現到第一所中央大學(京師大學堂)誕生作為第一個階段——萌芽期;再到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中國曆史從近代進入現代,是第二個階段——成型期;再到抗日戰爭前夕,是第三個階段——鼎盛期;抗戰8年則為第四個階段——國難期;抗戰結束到新中國成立,大學(主要是指師生、設備等資源)或留在大陸或遷到台島,為第五個階段——分流期。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開始大量興辦近代學堂(如1895年的北洋大學堂、1896年的南洋公學等,它們就是中國最早的自辦、官辦大學了)。日本的學校成為其主要的借鑒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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