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這個詞被逐漸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主要是指“與世隔絕的夢幻境地、逃避現實生活的世外桃源、隱居之地”。在漢語中，象牙塔的外延涵義主要是“比喻脫離現實生活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小天地”。大學，研究生院正是這種地方。
大學是文化科學的淵藪，是知識分子的聚集地，它不但是從事教學、培養高級人才，從事科研、誕生發現發明的場所，也是臧否天下、月旦人物、關注時事、組織運動的地方。大學往往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崇敬、信任、向往的神聖領土與精神家園。
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貝婁在給《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一書作序時說，在公眾輿論控製的社會中，大學應當成為一個精神的島嶼。有了這個精神島嶼，大學才不會淪為一個精神荒蕪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為一個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裏巷。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說，大學“追求新思想、新知識”，它“總是站在批評的最前沿”，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學副校長說，“大學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斯坦福大學校長則說，大學是後工業社會的“軸心組織”……
大學，怎麼叫“大”？蔡元培說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學之學府也”；竺可楨說大學就是“求是”之地，“辦大學者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張伯苓說“教育之事，非獨使學生讀書習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並進而不偏廢”；梅貽琦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大學，就是先要有“大”校長，起碼是個教育家；二要有大師，不獨是各抓著各領域的“專家”；三要有“大”學生，“隻是掌握一些專門知識、專門技能是不夠的，應該知識廣博，擁有科學頭腦，做到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考，而不致於盲從”（竺可楨）……
學者傅國湧認為，大學作為社會的精神文化中心，傳播人類先進文明和道義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紀洪堡創立柏林大學，奠定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的原則以來，它已經成為全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準則。
學者蕭雪慧則反思道：“獨立自治、開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稟持理想以及在執守這些傳統理念與作為變革前沿之間保持張力，是大學在數世紀中展示出來的形象，也是大學之為大學的基本特質。比照比照這些特質，時下中國大學從中可否認出自己？”
中華民族是有悠久曆史文化的偉大民族，我們民族的學校也有悠久的曆史。中國第一部通史司馬遷的《史記》寫道：“三代之道，鄉裏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國學校的稱呼。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在雅典和亞曆山大城跟學生對話的時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齊魯等地也有“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的盛況。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論起資格來，並不比牛津、劍橋、愛丁堡不列顛三大學遜色。
在中國古代，類似於大學的高等教育機構有國學（太學、國子監）以及後來的高等書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點整理、研究和傳播高深領域知識的機構。中國古代的高等學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如虞舜之時，即有上庠，“上庠”即“高等學校”的意思。不過，中國古代的高等學校和西方現代的大學存在差別，尤其官辦學校以培養治理政府的仕人及從事文化教育的文人為主，學科上自然科學尤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個的傳統教育體係都麵臨著轉型、革新。
在近代和西方交流以來，西方的“University”早期被翻譯成“書院”等，後又稱為“大學堂”、“大學校”，民國以後“大學”成為正式的稱呼。
在本書中，我把中國第一所教會大學（聖約翰）出現到第一所中央大學（京師大學堂）誕生作為第一個階段——萌芽期；再到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中國曆史從近代進入現代，是第二個階段——成型期；再到抗日戰爭前夕，是第三個階段——鼎盛期；抗戰8年則為第四個階段——國難期；抗戰結束到新中國成立，大學（主要是指師生、設備等資源）或留在大陸或遷到台島，為第五個階段——分流期。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開始大量興辦近代學堂（如1895年的北洋大學堂、1896年的南洋公學等，它們就是中國最早的自辦、官辦大學了）。日本的學校成為其主要的借鑒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