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史書記史，或肇於某個朝代，或始於某個帝王，而作為通史的《資治通鑒》則異乎尋常，從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始記。這是為什麼呢？
公元前453年，韓康子、趙襄子、魏桓子聯手消滅了當時執掌晉國的知伯的勢力，掌握了晉國的實權，但名分上還是“卿”，是周朝的“陪臣”，而不是諸侯。按時俗，要成為諸侯國，必須得到周天子的任命。當時的周天子已形同虛設了，於是在公元前403年，三家派代表向周天子討封，周天子做順水人情，封趙籍為趙侯，魏斯為魏侯，韓虔為韓侯。至此，韓、趙、魏正式成為三個獨立的諸侯國，晉國隨之消失，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晉”。
司馬光奉英宗之旨編撰曆史，旨在“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給封建社會的君主提供可資借鑒的史實，從公元前403年開始編年記史，自有他的道理。
抑或是因為此前的史料缺乏，亦或是因為此前的史料雖有，但司馬光不以之為“信史”。但更重要的是司馬光認為“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名分是最最重要的。而“三家分晉”的事件是“三卿竊君之權，暴滅其君、剖分其國”，是“王法所必誅”，而“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為之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周雖未滅，王製尺矣”，為了“謹名分”，故記史肇始於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晉”，以警帝王。
再者，司馬光是為了給封建君主提供借鑒的，當然要選擇相似的社會格局中的史實。而隨著“分封土地，建立諸侯”製度的瓦解，隨著“初稅畝”的出現，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三家分晉”時，中國封建社會的格局已經形成，與北宋社會比較相似。所以，他就從此記史以為封建帝王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