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覺得相當不齒，”皇家野戰炮兵團第六十七營的一名成員寫道，“我看見軍官扔掉他們的左輪手槍，我看見士兵射殺爭先恐後上船的懦夫。”“他們的勇氣讓我們的工作變得容易， ”海軍岸勤大隊的一名信號兵追述同一片海灘上的同一群人，“能認識他們，並且和他們生在同一個時代，我與有榮焉。”
對第十一旅總部的文書員來說，這場撤退行動是“徹頭徹尾的混亂”。第三軍團的總部人員則覺得是一次“潰逃”是一項“恥辱”。但在第四師一名摩托車通信員眼中，這次行動證明了“英國人是一個打不倒的民族”。
他們說的有可能是同一場戰役嗎？在我嚐試拚湊事件始末的過程中，偶爾覺得敦刻爾克當事人之間，唯一的共通之處就是非常熱心幫忙。超過五千人響應了我的“戰鬥號令”，而他們願意付出的時間與心力似乎沒有極限。
蘭利中校花了三天帶我走訪周邊防線，並且特別介紹了冷溪衛隊第二營負責據守的區段。敦刻爾克退伍軍人協會的羅賓森（Harold Robinson）榮譽會長安排我參加協會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聖之旅。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我得以親身接觸這些老兵，聆聽他們的回憶、感受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我尤其感激艾特肯牧師（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爾金斯（Arthur Elkin）為我花的時間。
位於利茲（Leeds）的敦刻爾克退伍軍人協會總部，不厭其煩地為我接洽該組織廣布全世界的分會，正因如此，我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寶貴協助，例如塞浦路斯、津巴布韋、馬耳他、利比亞、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倫敦分會特別出力，為此，我必須額外感謝艾倫（StanAllen）、拉比茲（Ted Rabbets）和史蒂芬斯（Bob Stephens）。我同時得感謝協會的雜誌編輯克森上尉（L. A. Jackson，綽號“Jacko”）替我宣傳我的初衷。
我受到所有人的幫助，但在寫作過程中，我發現自己越來越仰賴幾位特定人士，漸漸把他們視為“我的”特定領域專家。其中包括英軍總司令部的布裏奇曼子爵、皇家海軍的布什上校、皇家空軍的林恩少將（Michael Lyne）、發電機室的羅斯基爾上校、擲彈兵衛隊的布裏吉斯（JohnBridges）、赫德號的洛夫、小型船隻局的貝瑞（W. Stanley Berry），以及船務部的貝勒米（BasilBellamy）。杭特將軍（Sir Peter Hunt）替我惡補英國軍團的結構，我確實是個幸運的美國人，在這項錯綜複雜的事件上，有卸任的帝國總參謀長來當我的家教。
參與者不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們還興致勃勃地在行李箱和閣樓裏翻箱倒櫃，尋找或許可以進一步說明那段經曆的，被湮沒已久的文件。鮑德溫（A. Baldwin）、托德（J. S. Dodd）、法爾利（F. R. Farley）、賈貝茲-史密斯（A. R. Jabez-Smith）、奈特（W. P. Knight）、蘭利、李（R. W. Lee）、拉姆齊和沃特金（N. Watkin）撣去了舊日記上的灰塵。其他人寄來他們趁著記憶猶新時寫下的詳盡記錄——例如瓊斯（G. W. Jones）、韋伯（W. C. Webb）和柴高維奇（R. M. Zakovitch）。關於加來，華特（Fred Walter）貢獻了非凡的三十一頁手稿，讓我看清那段頗富爭議的曆史，得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內幕。
某些已過世的當事人，家屬慨然協助。巴爾克太太寄來父親吉普森少校（J. W. Gibson）的日記，羅伊·弗萊徹則對他的父親——一等水兵弗萊徹（C. L. Fletcher）做了一番精彩描述，佛沃德太太挑出哥哥麥特卡夫（Syd Metcalf）的一封有趣書信。貢獻良多的遺孀包括了考頓太太和史邁利太太。
兩個案例值得特別一提。首先，戴維·拉姆齊提供了他傑出的父親——拉姆齊上將——的個人信件，包括一遝寄給拉姆齊夫人的家書，生動描繪了彌漫在發電機室的那股孤注一擲的決心。其次，通過我的朋友普特曼（Sharon Putman）的接洽，史提爾太太貢獻了她勇敢的叔父— —賴特勒中校（Charles Herbert Lightoller）——的一封書信。信中反映出小型船隻人員的精神，並且顯示賴特勒中校從未喪失他在“泰坦尼克號”擔任二副時幫助他度過險境的熱忱。
敦刻爾克退伍軍人協會各個分會替我收集了許多第一手資料，為此，我特別感謝格拉斯哥分會的韋伯（W. C. Webb），以及斯托克分會的霍德爾（A. Hordell）。我也要對我的朋友古魯特（Edward de Groot）致謝，他讓我注意到了凡漢默上尉（Lodo van Hamel），他是拉姆齊救援船隊中唯一舉著荷蘭國旗的艦長。有關凡漢默的詳細資料，則由荷蘭皇家海軍部海軍曆史局卸任局長範奧斯唐中校（F. C. van Oosten）慨然提供。在法國，我很幸運得到海洋博物館（Mus ée de la Marine）副館長埃爾維·卡拉斯的全力協助。卡拉斯是“美洲豹號”驅逐艦和“愛蜜莉德尚號”掃雷艦的幸存者，這兩艘船雙雙在敦刻爾克沉沒。除了親身幫忙，卡拉斯博士還借給我重要的法國檔案，並且安排了兩場關鍵訪談：一場跟奧方少將，他說明了達朗總部的想法；另一場則跟土魯斯-羅特列克中將，他描述了“熱風號”驅逐艦被擊沉的過程。我真希望卡拉斯還在世，能讀到我寫給他的衷心謝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