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我無法提供最確切的細節與事件，就連剛離開敦刻爾克的那幾天也做不到。”皇家野戰工兵連二二三營的工兵柯爾斯在信中寫道，“對此，我隻能歸咎於長期疲憊，以及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持續危機感。”
不隻他有這樣的問題。對於絕大多數參與其事的人，那些日子全攪和在一起，而超過四十年的歲月，並不能讓記憶變得更加鮮明。若要捕捉戰爭的氣氛、保留當時發生的許多事件，個人的回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過於仰賴人類記憶也有可能非常危險。有鑒於此，我為敦刻爾克書麵資料投入的心力，更勝過花在與當事人采訪與聯絡的時間。
倫敦的國家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是個起點。關於這場撤退行動，最基本的海軍總部檔案是ADM 199/786-796。這些檔案已被人翻透了，但是其中仍有迷人的金塊留待勤奮的挖掘者。舉例來說，ADM 199/792不僅有韋克沃克將軍如今已為人熟知的十五頁記述，還保存了更早期且更詳盡的四十一頁記錄，這些年來幾乎沒有人碰過——顯然是因為字跡模糊，難以閱讀。一把高倍數放大鏡就能帶來豐厚的回報。
記載船隻拒絕出航始末的ADM 199/788-B及ADM 199/796-B，至今仍“禁止查閱”。不過有心人可以想出權宜的辦法，透過其他文件拚湊出事件原貌。
其他海軍總部檔案偶爾冒出額外的敦刻爾克數據。ADM 199/360包含了逐日的天氣記錄。ADM 199/2205-2206則涵蓋了多佛與敦刻爾克，以及船隻與岸上之間的無線電通信。ADM116/4504記載了匪夷所思的“致命風箏防空幕”行動。
皇家空軍在敦刻爾克扮演的角色，可以從國家檔案局的行動記錄簿（Operational RecordBooks）追溯，不過對大眾而言，其中的內容多半過於瑣碎，隻適合最講求精準的學者使用。AIR 20/523倒是對戰鬥機指揮部的貢獻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概觀。陸軍總部的記錄往往讓讀者埋在有關整場戰役的大量資料中，不過偶有幾份文件是特別針對撤退行動的。WO 197/119詳盡敘述克利夫頓準將在尼約波展開的隨機防禦行動，另外，區指揮官懷特菲爾德上校所寫的一篇報告，則描述了敦刻爾克在坦納特上校抵達之前的混亂狀況。
就某方麵而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發布的戰爭內閣曆史係列記錄 CAB44/60-61及CAB44/67-69，是國家檔案局裏最珍貴的史料。在敦刻爾克行動的決策過程中，電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這些CAB檔案包含了許多電話的詳盡記錄，以及相關信件與電報的內文。
國家檔案局並非所有問題的解答。關於這場撤退行動，最有用的單一數據源或許是國防部海軍曆史局長達三冊有關參與船舶的注釋索引。這些名為“依字母順序列表之參與船舶及其出勤記錄”的卷宗，偶爾仍因陸續湧現的信息而進行更新，其中包含法國海軍曆史學家埃爾維·卡拉斯（Herv éCras）貢獻的、有關法國船舶的珍貴資料。
另一個極有幫助的數據源，是空軍曆史局的曆史學家丹尼斯·李察斯（Denis Richards）撰寫的皇家空軍行動記錄。這部標題為《皇家空軍紀實：法國與低地國家戰役，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年六月》的卷冊，記錄了撤退過程中的逐日行動。
然後還有英國各個著名兵團精心保存的記錄，裏頭往往包含部隊的戰爭日誌及個人描述。最有收獲的旅行，要屬拜訪冷溪衛隊、擲彈兵衛隊、維多利亞女王步兵團、格洛斯特衛隊以及達勒姆輕步兵團等各兵團的團本部。
戈特勳爵和拉姆齊將軍的正式電文，總結了敦刻爾克事件的官方說辭。戈特的緊急文件出現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倫敦憲報》（London Gazette）的增刊；拉姆齊的文件則列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的《憲報》增刊。它們有助於修正日期與地點，但兩者都算不上傑出的戰爭文獻。
敦刻爾克的非官方資料則多到說不完。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是個豐富的寶庫，藏有大量未出版的日記、流水記錄、信件、回憶錄和錄音帶。我覺得下列幾項特別珍貴：雅克雷中士記錄的、有關敦刻爾克岸邊初期的混亂狀況；二等兵蓋茲關於十二號傷員處理站的回憶；科爾中校寫給妻子的信，描述了瑪洛和布賴迪訥的情形；摩根將軍身為拉姆齊參謀長的經曆；紐康姆以牧師身份參與大撤退的印象，信號兵萊特的手稿——《捍衛加來的個人經驗》。
提供了船隻的船運公司，沒有幾家還保留紀錄（許多都在閃電戰期間被摧毀了）。不過蒂爾伯利承包集團還保有三位艦長留下的文件。塔夫造船廠有一遝有用的文件與剪報，描述了該公司所做的貢獻。
許多事件參與者及家屬為我提供了無數未曾發表的描述，其中僅日記就不下十四本。當代書信是另一項重要來源，尤其是拉姆齊將軍與其夫人從不間斷的家書。
有關敦刻爾克的大量資料，甚至在撤退行動結束以前就開始出現了。《泰晤士報》及其他倫敦報紙的報道乏味得奇怪，不過南部及西南部沿海的地方報就不同了。即便到了今天，它們的描述仍顯得生動而逼真，讀來津津有味。最精彩的是：六月五日的Evening Argus（布萊頓）；六月十四日的Bournemouth Times and Directorys、六月五日的East Kent Times（拉姆斯蓋特）、六月八日的Kentish Gazette and Canterbury Presss、六月八日的Folkestone, Hythe andDistrict Heralds、六月七日的Isle of Thanet Gazettes（馬加特）、六月七日的Sheerness Timesand Guardians。當然，那段時期的Expresss絕對是“必讀”刊物。
當年許多期刊也刊登了目擊者描述，例如：一九四○年九月至十一月份ArchitecturalAssociation Journal的《我們去了敦刻爾克》（作者不詳）；Blackwood 's雜誌一九四○年八月由伊恩·史考特（Ian Scott）發表的《敦刻爾克序幕》，以及一九四○年十一月由亨尼克爾（M. C.
A. Henniker）發表的《敦刻爾克的小改變》；Fortnightly Review在一九四○年七月刊登的《敦刻爾克》，作者是菲利普斯（E. H. Phillips）；一九四○年的King 's Royal Rifle Corps Chronicle刊載了魏克中尉的一封重要信函，在六月二日到三日間的晚上，魏克中尉是東麵防波堤的代理指揮官。戰爭期間在倫敦印行的盟軍文宣刊物Belgium雜誌，偶爾會刊登參與敦刻爾克的比利時人撰寫的文章。喬治·楚浮（Georges Truffant）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發表的文章特別值得一提。
這麼多年來，報紙經常以新鮮資料來慶祝敦刻爾克的周年紀念。舉例來說，ScarboroughEvening News在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及五月一日發表一係列由“一名綠霍華軍”撰寫的精彩文章，借以紀念敦刻爾克十周年。全英國的報社幾乎沒有一家錯過了四十周年。最引人注目的是Manchester Evening News在一九八○年三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及十四日發表的係列報道。
雜誌及軍事期刊是另一個源源不斷的數據源。許多文章分析了希特勒在事件中的角色，例如哈特上尉（B. H. Liddell Hart）一九五五年一月在Army Quarterly發表的《敦刻爾克休止令——深入評析》，以及阿斯普雷上尉（Robert B. Asprey）一九五八年四月同樣發表於ArmyQuarterly的《希特勒與敦刻爾克》。一九八○年二月，馬歇爾-康沃（James Marshall-Cornwall）在History Today雜誌發表《利奧波德三世的悲劇》，分析比利時的投降。摩根將軍撰寫的《與亞曆山大共赴敦刻爾克》，刊登於一九七二年四月的Army Quarterly，追述了亞曆山大將軍接任指揮官的最後那段時期。不過請注意，摩根將軍指出阿布裏亞爾上將直到五月三十一日都還不打算撤軍，亞曆山大本人後來發文駁斥這個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