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1797），清中葉文壇最有影響的文學家之一，居“乾隆三大家”之首，執詩壇牛耳近50年。他在考據成風的乾嘉時期，異軍突起，獨樹一幟。其性靈說突破了當時詩壇上流行的格調說、肌理說的樊籬，促進了文學觀念上的解放，使詩歌創作向表現人之感情的軸心回歸。同時，以他為首的性靈詩派，是清代最有影響的詩派之一。袁枚在詩、文、小說等方麵均有建樹。他的充滿創造精神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不僅在當時文壇，而且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都有很大影響。他的詩學可以歸結為論才、論學、論藝三個方麵的整一理論。關於“才”的論述又可進一步闡發為論性靈或論性情，這是其詩學的主腦。袁枚又極為厭惡博學者之好賣弄、好用典、好以考據入詩的陋習，因而每將“性靈”與“學問”對峙。他主張的是善於讀書，實際上講求的是“詩人之學”而非學人之詩。袁枚對詩“藝”的論說亦不少，比較集中的則在其《答祝芷塘太史》中。袁枚詩學立足的學術基礎，在於他不崇宋儒，更輕蔑所謂漢學。因此他詩論中列出了如忌摹仿古人，忌俗學，忌賣弄書本知識，忌持律過嚴，忌疊韻、次韻，忌假道學等。大略而論，袁枚詩學的特質當從“外在機緣”與“內在理路”兩個方麵細致考求。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其詩論主要見於《石洲詩話》。翁方綱詩學思想受考據學影響，以學問是否豐富篤實、典故是否確切有據、義理是否清晰深入、文詞是否符合法度作為評論詩歌優劣的標準。他主要的理論是“肌理說”。他強調詩文寫作當如肌膚之有紋理，詩歌創作不能流於空疏而要講究切實，如人的肌膚之具體清晰紋理。詩歌創作必須以紮紮實實的學問為基礎，要經得起嚴格的訓詁考證之檢驗。“肌理”說的核心是突出學問在詩歌創作中的主導作用，翁方綱認為詩歌創作首要的是學問，有廣博紮實的學問，然後才可以言詩。其思想存在著以堆砌學問代替詩歌創作的傾向。
桐城派是清代延續最為長久、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它形成於雍、乾，極盛於嘉、道，綿延於同、光，籠罩文壇200餘年，至五四時期才漸至消亡。桐城派作家崇尚《左》、《史》及唐宋八大家以來的古文傳統，注意不斷體悟、總結、發現並揭示單行散體之文（旁及詩、賦）的寫作經驗和創作規律，豐富與發展已有的理論體係，成為中唐以來古文運動的殿軍。桐城派作家總體上保持清正雅潔的創作風格，追求文從字順、言簡有序、純淨秀美，於平易瑣細中見情致的文章風範。在各體散文體裁，尤其是雜記序跋、碑誌傳狀之文中顯示出才華和優長。桐城派與詩界中的宋詩派、詞界中的常州詞派鼎足而立，共同構成了清代辭章之學即文學的燦爛與輝煌。桐城派創始人方苞的古文學說以義法說為核心。義法說所涉及的主要是義經法緯、有物有序、氣清體潔等成體之文的基本法則。方苞從義法說的視角閱讀《史記》，所總結梳理出的多為詳略繁簡、措注互見等謀篇布局的行文之法。
桐城派以方苞、劉大櫆、姚鼐為派中三祖。方苞的義法說主要探討思想規範的謀篇之法，劉大櫆則從文章藝術技巧方麵豐富了桐城派的理論，他要求文章有獨創性，含蓄深遠，有味外之味；文章富有變化，應該樸中見華，淡中有濃。姚鼐在汲取前人詩文創作經驗與方、劉古文理論的基礎上，加入個人的藝術思考與審美理想，綜合運用天與人一、道與藝合、文與質備、古與今宜以及陽剛陰柔、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藝術範疇，整理重建了桐城派古文理論體係和話語係統，從而使桐城派古文理論從偏重於史傳文體悟的義法說和偏重於寫作技藝傳授的神氣說所形成的狹窄地帶中走出，而更加係統化、理論化、規範化，具有更廣泛的指導意義和覆蓋範圍。桐城派至姚鼐，其論文矩鑊，已大體具備。
四、清代的詞論
詞在清代200餘年的發展過程中走的是複古擬古的路，但是當時的詞學家對於詞的製作，對於詞的中興運動，實在是盡了很大的心力，遠非明人可比。詞學的研討，詞集的校勘和整理，都留下了很好的成績。所以論詞者，對於清代，或有振衰之稱，或有極盛之譽。清代詞人以納蘭性德為始，表現在文學上是一種貴族的浪漫的精神，無意於典故、修辭等講求，形式短小，詞句淺顯。其後對詞學發展產生影響的是陽羨派的領袖陳維崧，他作詞狀柔並妙，長短俱佳，被稱為清代的蘇辛。當時詞壇能與他比肩的是朱彝尊，後者因標榜南宋，重“雅正”，自成浙派，對詞壇影響深遠，這也是清代詞學發展興盛的關鍵時期。到了嘉慶年間，張惠言、周濟等為代表的常州詞派興起，代表了清代詞學發展的重要變化，他們以風騷之旨相號召，反對靡靡之音，攻擊無病呻吟之作，強調“寄托”。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晚號小長蘆釣魚師、金風亭長等，今浙江嘉興人。他提倡清空醇雅，在《曝書亭集》常以醇雅來評價詩詞。這一審美標準源出於南宋詞人薑夔、張炎的崇雅之論。“醇雅”講的是詞風，它原是張炎等人針對南宋末年詞壇“凝澀晦昧”的“質實”以及“軟媚”的“澆風”提出來的，具有積極的批判意義。朱彝尊之所以承繼並發展了這一詞學宗旨，亦是他看清了類似南宋的明季“囿於閨幃的詞風”的惡劣影響的結果。他特別反對詩詞中的淫靡理俚之氣，主張“崇爾雅，斥淫哇”，“以雅為尚”，這無疑是可取的。這實際上就是反對當時詞壇上的陳詞濫調，無病呻吟，主張寄興托意。朱彝尊的詞論之所以影響到有清一代的詞業，這與他的創新精神是分不開的。朱氏反對摹擬，鼓吹性情，以唐為宗。朱彝尊所謂的“性情”就是詩人不得不一吐為快的感情、感受。在朱氏的詩詞論中，我們也常常見到“自得”一詞。什麼叫“自得”？即詩詞真正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感受的精神狀態。朱彝尊在詞境上追求一種清虛空靈的藝術情趣，但他所謂的就實化虛並不是不講思想內容。言比興、祖風騷仍是朱氏詞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周濟（1781—1789），字保緒，又字存，號智庵，常州詞派代表人，其主要詞論著作是《介存齋詞雜著》和他所編選的《宋四家詞選》的目錄序論。他認為，詞的創作要包含作者的深刻寓意，必須對詞進行反複詠讀，方能體會其中之深意。詞的創作要空實相間，既要讓人感覺有想象的空間，又要讓人感覺具體生動，感覺作者的真情實感。在清代政治高壓的環境下，人們無法在詩詞中直抒性情，往往借助比興寄托的方式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隱微曲衷，這就是清代詞學比興寄托說在近代廣為流行的社會背景。周濟所說的“詩有史，詞亦有史”，正是指詩詞中反映的士人心態史，是指個體心靈真實感受體驗的表現所展現的曆史。周濟強調“感慨所寄，不過盛衰”，便是要求人們通過詞去洞悉作者與有關國事民生相關的“性情、學問、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