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詩學的發展
第一節 中國近代文化與詩學概述
一、複雜多變的社會背景與中西文化的激蕩
中國近代社會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期。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19年五四運動的80年間，西方列強的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進程，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思想意識非常活躍。從承襲具有悠久曆史的封建文化到近代西方文明的“東漸”，在這一大的曆史背景下，中國曆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地主階級改良運動、資產階級維新和革命運動等曆史階段，文人士大夫的心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從而引發了他們對文學的性質及國家民族命運的思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以改革為主導精神的社會思潮，從而導致了與這一時代思潮相呼應的文學運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產生的文學——中國近代文學，它上承中國古代文學，下啟中國現代文學，是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過渡的橋梁，具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與此相應的近代詩學也具有過渡性的特征。它雖然隻有近80年的曆史，但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一個時期的文學總是和時代的思潮密切相關。中國近代社會思潮應界定為改革思潮，其發展可以表述為三個階段：（一）鴉片戰爭至洋務運動時期的啟蒙思潮導致改革文學思潮。1840年的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國家入侵中國，憑借武力打開了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大門，延續了2000餘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至此解體，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許多仁人誌士為了救亡圖存，苦苦求索救國救民、振興中華的真理，此一曆史時期的社會思潮之核心內容可以表述為變革現實、富國強兵以振興中華。在文學理論上，龔自珍詩文的主要內容和精神傾向及魏源的詩文是這一思潮的具體表現。（二）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的改良思潮導致文學思潮的改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使得洋務派和一些致力以洋務振興中華的人們清醒地意識到，清王朝的腐朽衰敗並非洋務所可救藥，國家盡管有堅船利炮，如果沒有相應製度和教育等方麵的努力，也就失去了它的意義和作用。從此，改變舊觀念，探求新思想，成為一時風尚。避免亡國滅種，尋找強國富民之路成為他們的誌向。在此社會背景下，為挽救中國的滅亡，資產階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救亡圖存”的口號並提出變法維新的要求。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為了宣傳其思想理論，於是就著書立說，這些著作對當時的文學產生了直接的推動和影響，因而在文學上便出現了以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代表的文學思想和理論。他們繼承龔自珍、魏源的改革思想傳統，堅持文學為變法服務的主張，鮮明地提出了“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三）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思潮導致的文學思潮分兩個小段落。第一段落主要體現為對既往理論的繼承和小說等方麵較大的創作成就，而“新文化運動”階段則出現了對文學革命理論的張揚和以胡適白話詩、陳獨秀白話文、魯迅白話小說為代表的文學創作。以上三個階段均有特定的內容傾向，同時也有相應的實踐努力，這些均給其時文學以直接而巨大影響，並通過一定的文學思潮體現出來。
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革是在中國社會在整體上由傳統向現代變遷的背景下進行的。1840年後，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武裝入侵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僅為新興資產階級的社會改革帶來了難得的機遇，隨著殖民者的入侵，西方文化也傳入中國。西方列強不斷加緊侵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步擴大，中國社會向現代演進的步伐也逐漸加快。因此，近代文學中的變革與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有直接的關係。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彙，使中國近代文化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詩學理論也因此呈現出了新的特色。“中國近代文論是社會急劇變革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反映，也是中西文化撞擊中矛盾和融合後的新觀念。它較之古代文論既增添了新的內蘊，又具有新的形態；但傳統文論的影響、對外來文化的生吞活剝，又使近代文論鮮明地帶有新舊交替、不成熟和矛盾性的特點。表現在外部形態上近代文論的特點是新舊並陳、舊中寓新、中西交彙、新質萌生”。中西交彙是近代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在近代中國，學習“西學”是一股普遍的大潮，所謂“西學”就是“新學”，對當時的中國而言，西方的學問就是新的東西。因此，近代一些具有維新、進步傾向的文論家，盡量汲取西方的東西以擴大自己的視野。在中西交彙、互相滲透的文化背景下，中國近代詩學中也萌生了新質，呈現了中西彙合乃至中西互相滲透的局麵。
二、西學影響下的詩學研究
文學的轉變，總是離不開時代的變遷。中國近代文學觀念與西方文化發生了激烈的碰撞，它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學說和哲學理論，並以詩學的範疇或概念對中國文學進行改造，對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與此同時，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理論也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參照為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尋找理論依據，在這一巨變中呈現出了新的特色，在研究的思維方法上也表現出中西融合的努力。這一時期的中國詩學汲取西方先進的哲學、美學和文學思想，以新的理論武器和思維方式試圖建構中國近代新的詩學理論體係，從而促進了中國詩學理論的近代化。近代文學理論家在學習西方的大背景下，為了建構新的文學理論體係，十分注意汲取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美學和文學理論，嚴複、梁啟超、馬君武、王國維、蔡元培等人所涉獵西方思想學說、文學理論的廣泛性，從他們所譯介的西方學說中可見一斑。在這些文論家中，從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17—18世紀的笛卡兒、培根、霍布斯、斯賓諾莎、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再到19世紀的康德、黑格爾、歌德、叔本華、尼采、斯賓塞等等，凡西方著名哲學家的著作幾乎都有譯介，這便為近代文論家提供了大量理論和思想資料。正是在西方思想、學說的啟示下，近代文論家才提出了許多為古代文論所未有的新概念、新理論。像梁啟超的移情說，林紓的比較文學，王國維的悲劇理論和文藝超功利說，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等等，這些理論的提出和闡釋，均是汲取西方理論的結果，或是直接借助西方哲學、美學和文學理論，或是中西詩學理論的融合。
在這種動蕩變革的時代，各個學派的詩學家都在不同程度地關注近代詩學所要求思考的問題。“正因為如此，近代比較先進的詩學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了‘立人’的任務，力求為‘立人’這個重大的時代課題作出貢獻。如果說他們之中相對保守的詩學家思考的還隻是如何用詩歌建構新的人格精神以應對時艱的話，那麼，相對激進的詩學家則已將思維的觸角觸及到了如何用詩歌重新建構民族人格精神以適應曆史發展這一重大問題。”近代詩人善於繼承發展前人的詩歌成就，並能變化熔鑄，自成體格。學習前人是中國詩人創作的優良傳統。但近代詩人既善於從古代優秀詩歌中汲取營養，又注意吸取前代詩人學古的經驗教訓，他們學古而不泥古，得其真髓而去其枝葉，兼容並蓄，揚長避短。當然，近代詩學能繁盛的原因有多個方麵，比如清末的文化環境較以前更自由寬鬆，清末通訊交通更為便利，報刊、雜誌的大量湧現為詩人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場所，也使文學的傳播更加迅捷，大大刺激了詩人的創作興趣。
近代產生了眾多的有獨特風格的作家和流派，他們創作了大量的詩歌，理厚思沉，文質並茂。清代詩歌發展到近代，蔚為壯觀。這也成為許多人的共識，並已引起愈來愈多的學者的興趣。在這一時期，中國傳統的評點式的文學批評方式雖仍被沿用，但批評的原則和方法卻有了更新的趨勢，如科學的“進化論”的理論被引入到文學批評上，用“進化論”的眼光來看待文學現象，這些都極大地衝擊了“尊唐”、“宗宋”等複古主義流派思想。梁啟超、黃遵憲用“進化論”的觀點提倡“詩界革命”，肯定我國宋元以來的俗語文學是進步文學。在研究方法上開辟了不同於舊傳統的新途徑，對文學的審美功能與審美屬性的探討開始引起批評家的興趣，特別是文藝理論家王國維，衝破傳統文化的束縛，大膽引進西方新的美學概念，並以此評價文藝現象。他的“悲劇論”、“境界說”、“進化觀”的文學批評理論體係，對豐富中國文學批評，極大地提高人們藝術鑒賞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總的來說，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采取了借鑒和吸收的態度，以“西學”與清初所謂“經世之學”相結合。中國近代詩學既是社會急劇變革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反映，也是在中西文化撞擊中矛盾和融合所產生的新觀念。
三、比較文學的發軔
比較文學在中國源遠流長，中國對文學現象的比較研究，古已有之，隻是一般都散見於各類典籍之中，未能形成獨立的知識譜係和相對完整的理論形態。如果僅關注它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曆史，那麼至少可以上溯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清末至1919年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的萌芽階段。這個階段，我國湧現出了梁啟超、魯迅、周作人、蘇曼殊、林紓、王國維、徐念慈等比較文學學者，其中魯迅和王國維是他們中的優秀代表。這些比較文學的先驅者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進行了有意識的比較文學研究。如梁啟超的《夏威夷遊記》（1897）關於中國文學對歐美文學的接受的研究；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904）和《人間詞話》（1908—1909）的跨學科和中西詩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有的涉及中外作家作品及其藝術風格的比較研究，如魯迅的《摩羅詩力說》（1907）；林紓的《〈魯濱遜漂流記〉序》等的譯介學研究等。
（一）比較文學的先行者：王國維與魯迅
在眾多的先行者中，對後來比較文學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是王國維。在中國比較文學發展史上，王國維是最早有意識地運用西方詩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他自覺地立足於傳統批評的現代性轉型，以獨具特色的批評話語與世界文學理論進行初步的對話。1904年，王國維發表的《尼采與叔本華》、《〈紅樓夢〉評論》，已帶有比較研究的性質，這也是他在文學理論、文化批評上運用比較詩學研究方法的一個嚐試。《〈紅樓夢〉評論》是中國比較文學發展史上第一篇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學的論文，其理論基礎即是叔本華的哲學、美學與悲劇觀，並以此來認識、研究《紅樓夢》，論述《紅樓夢》的精神實質及美學與倫理學價值。目的是用外來理論去觀照、調整和補充傳統詩學話語，尋求中西詩學的契合點，最終達到中西詩學彙通。另外，王國維的那本標誌著中國古典詩學的終結與現代詩學開端的《人間詞話》（1908），正是融會貫通中西詩學、以西釋中的力作。在《人間詞話》中，他用西方哲學與文學觀念，對傳統的中國詩學觀念進行闡發，創造了一係列的詩學範疇，從而建構了自己的詩學體係，使《人間詞話》成為20世紀中國詩學的巔峰之作。
對比較文學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魯迅。1907年，魯迅發表的《摩羅詩力說》，已經可以說是典型的比較文學研究了。此文不僅對歐洲各國具有反抗精神的所謂“摩羅詩人”進行了比較研究，而且提出發揚中國國民精神的方法就是吸取外來的精華。“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故曰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在1907年所寫的《文化偏至論》中，魯迅認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由是轉為人國。”這顯然是立足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洞達”接收吸取世界思潮，從而拯救複興中國的全球意識和世界觀念。在這裏，魯迅是把中國作為世界整體之中的一部分來看待的，是用世界眼光來看世界和中國的。至此，魯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已涉及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等諸多比較文學領域，注意到中國傳統文論與西方詩學理論的有機結合、互為觀照。另外我們也看到，自覺的比較文學意識貫穿於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及許多雜文中，從而形成了魯迅自己的比較文學思想體係。魯迅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為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堪稱中國“比較文學之父”。“魯迅是現代中國最早、貢獻最大的比較文學家”，“我國現代的比較文學研究，應該說是從青年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開始，1907年，可以說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起步的一年”。
在對中國詩歌研究方麵，魯迅也是將中外詩論及詩歌視為一個完整的係統，同時並不執著一隅，而是放開眼光，作中西兩種不同參照係的比較分析。魯迅在判析詩的審美功能和價值上也是從“比較詩學”的研究這一比較文學的基本觀念出發的。他說：“如中國之詩，舜雲言誌；而後賢立說，乃雲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誌矣，何持之雲？強以無邪，即非人誌。許自由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後文章，乃果輾轉不逾此界。”魯迅指出中國傳統詩論中，“言誌”與“無邪”相矛盾，而“無邪”為統治正宗。這裏參照比較的是西方詩歌、詩論。魯迅充分肯定了詩歌的鼓動性和戰鬥性：“故推而論之，敗拿破侖者，不為國家，不為皇帝，不為兵刃，國民而已。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摩羅詩力說》以大量篇幅、大量例證，精辟評論了眾多的浪漫主義詩人及詩作。這一則針對中國“詩無邪”之類的傳統陳腐觀念，二則比較論證了魯迅的詩歌美學理論。不僅如此，魯迅還引證了西方詩論家的論斷，為之參照，為之佐證。如文章“皆在使聽觀之人，為之興感怡悅”，魯迅援引道覃的話：“美術文章之桀出於世者，觀誦而後，似無裨於人間者，往往有之。然吾人樂於觀誦，如遊巨浸，前臨渺茫，浮遊波際，遊泳既已，神質悉移。而彼之大海，實僅波起濤飛，絕無情愫，未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顧遊者之元氣體力，則為之陡增也。”這裏，給人的是一種審美的快感，一種審美的價值。魯迅確認文學的功利性，引了約翰·穆黎的話：“近世文明，無不以科學為術，合理為神，功利為鵠。”這是世界潮流，而文學作品更加突出，“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這就是說，培養人們的理想情操，就是文學的任務和作用。魯迅進而分析，文學不等於科學，它有一種特殊作用，這就在於能夠啟發人生的奧秘，直接提示人生的實質和規律。此時，魯迅已經立足於世界文化史的高度，不僅描繪別國文學的發展，而且是在世界文學背景下，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語言的文學進行跨越時空縱橫的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