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相比，中國比較文學在這一起源階段，有一明顯不同。發軔期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純文學研究。中國學者們與當時政治和社會改良運動緊密結合，以比較為手段，旨在喚起國人，挽救民族危機。相比之下，“西方比較文學肇始於學院講壇，旨在解決文學史的發展問題，而中國則是緊緊與政治和社會改良運動有關，甚至是改良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林紓的翻譯小說，首先是社會意識驅使，恨國力之弱欲借鑒西方。梁啟超是立足於社會政治改良而對西洋與日本小說發生了興趣。魯迅則更是出於政治原因而撰著《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著。可見，早期的中國比較文學是以比較為手段，通過比較，旨在喚起國民更好地認識中國社會，看清中國社會的弊端與不足，從而拯救中國，而文學比較僅僅是一種途徑的選擇。”
（二）翻譯與比較文學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際的交流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源語文化經由譯者的創造性勞動傳遞到譯語文化中去，各種主客觀因素也會影響在其中。譯者在選擇翻譯材料，進行翻譯活動時，譯作不可避免地要烙上其所屬譯語文化的烙印。而處於文化轉型時期的翻譯活動更傾向於翻譯的社會功能，其時代賦予譯者的文化重任更能體現在其譯作之中。近代以來，正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瀕臨危機之時，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西方先進的文化思想和科學技術逐漸進入到了中國人的思想深處，譯介西方科技、政治、文化方麵的書籍，希望開啟民智，達到救國求富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翻譯對於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近代化乃至現代化的過程起了“催化”的作用。翻譯文學的出現為中國提供了中西文學比較的可能，從而產生了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中第一次論述了翻譯外國小說的重要性，他高度評價和推崇政治小說的社會價值，稱其是“國民之魂，為功最高”。在他的倡導推動下，我國掀起了第一次譯介外國文學的熱潮。據統計，晚清刊行的小說在1500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則占三分之二。
林紓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是第一個大規模將西方文學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他對中國比較文學的最主要貢獻是大量翻譯歐美小說，介紹西洋文學，被認為是開創真正近代意義上的比較文學研究（主要是平行研究）的學者。林紓本人並不懂西文，他的翻譯主要靠他人口述。正由於此，他的譯述缺點毛病很多。盡管如此，他翻譯介紹西洋文學本身，卻功不可沒。他有深厚的文學修養，文字技巧高超，譯文的藝術性頗高，胡適評介他的譯文（古文）達到了司馬遷以來的最高成就。林紓從最初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開始，一生共翻譯外國文學作品170餘種，字數達1000萬字以上。他所譯的小說大多寫有序、跋和題記，據統計有70餘篇。他在這些序、跋中對中西小說的主題思想、創作方法和藝術特點進行了多側麵、多視角的比較。林紓通過中西文學的比較，揭示了西方文學創作方法的基本特征，並與中國文學創作方法進行了有意識的比較。
林紓大量翻譯介紹西方文學，特別是還將狄更斯等人的文章與司馬遷《史記》相比較，指出它們有超越司馬遷之處，無疑大開了國人的眼界。林紓一生的成就與貢獻，可以說主要不是小說與詩文創作而是翻譯。在近代，他是翻譯介紹西方文學學者中較早而又數量最多的一個，同時也是借譯介而作中西文學比較的先行者之一。這裏，我們要指出：林紓所作的中西文學比較，是無影響聯係的平行比較，這從時間上看，遠較今日風行世界比較文學界的所謂“美國學派”倡導的平行比較要早得多。
從方法論的緯度來看，現代意義上的比較文學研究主要有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科際整合、闡發研究等，它們在近代中國比較文學先驅們的學術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就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比較文學研究還局限於一些粗線條的簡單比附，遠未觸及到文學內在的深層次的本質規律，但正是這一“比較意識”的產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求新、求變，才為中國傳統文學的肌體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也是新時期比較文學在中國興盛的先聲。這一時期中國比較文學屬於發軔期的階段，雖然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尚未正式誕生，但比較文學的專門著作（如魯迅《摩羅詩力說》）已經問世，它標誌了中國比較文學將開始進入新時期。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整個中國社會揭開了新的一幕，比較文學也隨之呈現出新的風貌，這時才可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總之，近代文學觀念的變遷是一個抽象而又複雜的過程。早在鴉片戰爭前後，近代文學觀念就顯現出了它的萌芽狀態，甲午戰爭至辛亥革命前夕，是近代文學觀念充分發展顯示出其顯著特征的時期，前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龔自珍，後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梁啟超文學觀念的諸多方麵都是沿著龔自珍開創的風氣進行更新變革的。在這兩個人物的身上，我們可以觸摸到近代文學觀念嬗變的脈搏。
第二節 近代文化轉型時期的詩學
一、近代文學思潮的先聲：龔自珍
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價值體係致命的衝擊而開始瓦解。從此，中國近代開始了艱難的文化轉型，即從封閉、單一、僵化的傳統文化向開放、多元、理性化的近代文化轉變。在這場深刻的轉變過程中，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與重建。因此，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為範例對中國傳統文化模式進行解構、再釋與重建的過程。在實質上是一種理性化的轉型，使文化更趨於合乎理性的要求。
在這一文化轉型中，龔自珍和魏源高瞻遠矚，積極引導中國文化的變革和時代潮流，共同成為倡導思想啟蒙、致力於中國文化近代化轉型的先行者。龔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的提出及躬身實踐，魏源《海國圖誌》的橫空出世都是學術經世並付諸實踐的範例。
（一）中國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驅
龔自珍（1792—1841），亦名鞏祚，字王瑟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定庵文集》行世，所作後人輯為《龔自珍全集》。恩格斯說過：“封建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今資本主義時代的開端，是以一位偉大的人物做標誌的。這就是意大利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個詩人，同時又是近代的最初一個詩人。”中國的“但丁”——龔自珍就是這樣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曆史人物，他在中國也是這樣一個最後的同時又是最初的詩人，他最初唱出了時代的強音和人民的心聲。正如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雜詩》詩雲：“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的詩文創作也打破了傳統的束縛，改變了清中葉以來作家不敢接觸社會現實的沉悶狀況，自覺地為富民強國的政治理想服務，具有開風氣的意義。他本人也自豪地宣稱：“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為師。”
龔自珍的思想代表著鴉片戰爭前後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最高認識水平，成為現代改良主義思想的先驅。龔自珍何以成為中國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驅？這是因為：其一，龔自珍在晚清由古文經學轉向今文經學，大力倡行經世致用的學風和指陳時弊的議政風氣，開啟了晚清“議政”的一代新風。其二，龔自珍對晚清社會全方位的深入批判和對社會改革的熱切呼喚，振聾發聵，驚世駭俗，警醒了世人，激發起後人的改革熱情。其三，龔自珍猛烈抨擊封建專製對人才和人的個性的壓抑束縛，追求精神解放和個性解放，成為中國近代“主變敢逆”啟蒙思想的先導。其四，龔自珍抱負宏偉，才氣橫溢，他的思想更具衝擊力和感召力。因此，稱龔自珍是中國近代之初的“但丁”，他是當之無愧的。他對衰朽的封建末世進行否定和抨擊，熱切地向往和呼喚未來社會，作為近代思想啟蒙的先行者，他對人的情感、個性的尊重和張揚都大大啟發了後世。“在中國近代史上，龔自珍是一位在哲學、政治、文學等不同的領域發生過巨大影響的思想家。他以思想家的深刻和邃密，以改革家的胸懷和銳氣，又以文學家的熱情和才氣，觀照和表現他的時代。他那奇異瑰麗的文辭，豐富的浪漫主義的想象和激情，嬉笑怒罵、激昂慷慨的譏評時政的方式，無疑會大大強化他的思想力度，增強他的思想的衝擊力和感召力。所以稱龔自珍是中國社會處於大變革前夜的但丁式的啟蒙思想家，是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其原因蓋在於此。”
龔自珍的詩作風格獨特、個性鮮明，在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龔詩既是政治家曆史家的詩，又是真正詩人的詩。其濃鬱的詩情近唐，以表意與陳述為主近宋，近唐而不流於興象空浮，近宋而不流於枯瘠乏象，他融會了唐音、宋調的優點而避其流弊，以宋詩的麵子包裹唐詩的裏子，有獨特的創造，自成一路，為古典詩歌藝術作了很好的總結。”
（二）人性與詩性的統一：“尊情”說
生於亂世的龔自珍和當時許多的文人誌士一樣，思想和感情都深受社會環境的壓抑，於是，崇尚個性與自由便成了他文學思想的支柱。在內心的需求和社會現實背離的巨大反差的碰撞中，迸發出強烈的“心”與“情”的呼喊，表現在詩學理論上，有其獨特的“尊心”和“尊情”說。龔自珍認為，感情是人類生活的產物，文學則由感情而生成：“民飲食，則生其情也，情則生其文也。”如此，則“尊情”本是文學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尊情”說的提出，卻遠非如此簡單。“情之為物也，亦嚐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他由鋤情，而宥情，而尊情，是一個突破現實的和傳統的思想束縛的過程。與強烈的變革意識相聯係，龔自珍在《尊命二》一文中針對儒家詩歌教條“發乎情，止乎禮義”提出了針鋒相對的口號：“發於情，止於命”，主張用詩歌盡情宣泄個體情感。“發於情，止於命”的“尊情說”是個性的伸展與自由的呼喊，衝破了“發乎情，止乎禮義”鉗製中國詩壇上千年的詩學規範，主張詩歌是自由盡情地宣泄個人情感的表現手段，龔自珍由此建立了以“哀、真、怒、完”為核心的詩學。
從龔自珍的“尊心”和“尊情”說，以及反對程朱理學和當時盛行的訓詁考據學說，我們可以看出他追求個性解放和獨立自主的精神。在其學術研究中，他以鮮明的主觀性和積極的精神去探索文學的內在客觀性，從而能夠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對儒家的傳統文化思想和封建的專製製度進行懷疑甚至否定，也能夠在“譏切時政”中形成適應當時社會發展的政治思想和繼承“經學致用”的曆史進化觀念。“雖然龔自珍並未完全走出封建主義的思想體係的圈子，然而他對曆史與現實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尖銳的批判以及渴求變革、向往未來的願望和精神，不僅激勵鼓舞了後來以改造天下為己任的人們的鬥誌，也是始於19世紀後期的思想解放的先導。”因此“博情”，首先就是敢於衝破專製統治和思想壓製，表達對社會曆史的真實認識，抒發憂患憤恨的感情。正是在這種擺脫束縛、解放思想的基礎上，他體悟到了與生俱來、伴人終生的生命哀情並主張宣泄這種情緒。強調詩歌應該表現真實的情感，完整地傳達個性、人格，在批判專製、解放思想的前提下，用詩歌重新建構一種悲壯的民族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