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境界說”，表麵上好像隻是在西方美學思想影響下對詩歌藝術特征的一種新的概括，而實際上，“境界說”還“包含著他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的生存處境、人生的悲劇性質、人將何以自處以及人生責任、價值、意義等問題的思考以及他思想上的矛盾。他既主張詩歌表達超功利的審美境界，又主張詩歌表達執著於功利、精力彌漫、充盈著生命力的境界，就是他所追求的兩種矛盾的人生境界在詩學中的反映。……更透露了他主張用詩學深化人們對宇宙人生的思考、用詩歌建構悲壯的人格精神的意圖”。
在王國維最早提出“境界說”的《孔子之美育主義》一文中，作者就表達了對人類苦痛的強烈關注。人生根本困境的解決成了他提出“境界說”的前提，人的生存狀態的最基本的構成之一是人欲的巨大存在。“境界說”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對道德和政治的超越，對有關人類生存的一些永恒問題的探討。中外古今哲學的根本問題就是怎樣認識宇宙人生，即所謂世界。王國維通過對詩人、詩章和詩論的分析，體驗出作者們的生命感悟，超越了前人，能把“忘我”置於境界的深層創構中去考察，視之為最高級的審美境層，並稱之為“無我之境”。所謂“無我”，是在相當準確、深刻的意義上揭示了審美本質和根本特征，從而使其“境界論”對於前人的“意境論”既有所繼承，又有所突破、創新、發展，令人從中看到王國維詩學理論的精華所在。
四、魯迅《摩羅詩力說》
《摩羅詩力說》中的“摩羅”是指以拜倫和雪萊為代表的崛起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詩壇的“浪漫派”詩派。“摩羅之言，假自天竺，此雲天魔，歐人謂之撒但，人本以目裴倫（G.Byron）。”“摩羅”，梵文“Mara”的音譯，指佛教傳說中的魔鬼，“摩羅”一詞源自印度古代兩大敘事詩《摩訶波羅多》和《羅摩衍那》，是敘述諸神以及英雄的故事。《摩羅詩力說》主要評論介紹了所謂“惡魔詩人”——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雪萊等詩人的詩作，張揚他們的人品詩品，肯定他們“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戰鬥精神，從而熱切期待中國“精神界之戰士”的出現。《摩羅詩力說》的所謂“詩力”是源於詩人對社會人生的真情實感、對民族民生的責任感，它在詩中表現為一種強烈的激情、一種感人的熱力、一種無堅不摧勇往直前的追求。
《摩羅詩力說》是魯迅留學日本時期所作，於1907年初刊於《河南》。《摩羅詩力說》的內容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部分：第1—3節闡明文藝一般原理；第4—9節評價拜倫、雪萊等“摩羅詩人”的思想與創作，魯迅把這些詩人統稱為“精神界之戰士”。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介紹了歐洲浪漫派中成就較大的幾位詩人，即“摩羅”詩人，他們是英國詩人拜倫、雪萊，俄國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波蘭詩人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斯基，匈牙利詩人裴多菲。魯迅認為這些詩人的共同特點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甚不愉悅者。”“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複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摩羅詩人中當以拜倫為代表，魯迅先生從為人處世、文章寫作等方麵論述了拜倫的為人風範及為文風格。拜倫酷愛自由，雖負摩羅之名實為人之善者。他“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他“懷抱不平，突突上發，則倨傲縱逸，不恤人言，破壞複仇，無所顧忌，而義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獨立而愛自由，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此詩人所為援希臘之獨立，而終死於其軍中者也”。魯迅對於拜倫、雪萊等摩羅詩人的精神與人格是極為推崇的。“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家國荒矣，而賦最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賊於眾，居其一或兼其二，則中國遂以蕭條。勞勞獨軀殼之事是圖，而精神日就於荒落；新潮襲來，遂以不支。”魯迅如此熱烈地呼喚“精神界之戰士”，是希望他們起來救國救民於水火之中。
魯迅概括了這些詩人的共同特點：“上述諸人，其為品性言行思維，雖以種族有殊，外緣多別，因現種種狀，而實統於一宗：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無論是拜倫，還是雪萊，在他們一生的精神奮鬥與命運的波折中，那熔鑄了他們生命熱血和激情的詩都是他們自身不可剝離的組成部分。而他們的一生也成了一首首人世摩羅之詩的寫照——他們和他們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樣自信、自尊、自強而獨立，一樣‘率真行誠，無所諱飾’，一樣心懷對人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憤激之愛，一樣為蕩滌人世間‘偽飾陋習’，為尋求人類的‘獨立自由人道’而戰。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詩和他們自身是相互鋪寫，相互印證，相互彰顯的。”
這派詩人的歌聲是“聲之最雄桀偉美者”，其“力足以振人”。魯迅認為，中國人受舊文化的影響太深（“舊染既深”），“新聲”不可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產生，隻有將目光轉向域外，“今且置古事不道，別求新聲於異邦，而其因即動於懷古。新聲之別，不可究詳；至力足以振人，且語之較有深趣者，實莫如摩羅詩派。”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對摩羅詩人的人格特質，摩羅詩作的審美品性及思想內蘊、摩羅詩派的強大影響力都逐一地進行了介紹。把“摩羅”詩派的歌聲作為先覺之聲引進國門，才有希望在中國出現“精神界之戰士”，造成本民族的“新聲”，以振奮國民精神，推動中國的社會改革。其目的是要打破清末中國文化界出現的生機斷絕、草木凋零的“蕭條”的局麵。隻有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的詩人才能不為一己之我所限，“為力奇強，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曾言，為時人所不敢言，從而才能寫出奪人精神、使人自覺的作品。
青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相當深刻地揭示了文藝的審美本質與社會功能。他希圖運用文藝進行精神啟蒙，進而振興國家和民族。魯迅介紹拜倫、雪萊等摩羅詩人，意在使之成為建設中國新文藝的一種學習參照，這首先就需解決正確對待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要破除文化保守主義，大膽引進世界進步文化。魯迅指出：“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蓋魂意方夢，何能有言？即震於外援，強自揚厲，不惟不大，……故曰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建構了一種實踐性思想文化啟蒙方式，他想以摩羅詩歌為工具開啟民智，借國民去推動國家的發展。“這種方式的特點在於給獨特的個體‘人’（即‘精神界戰士’）注入更多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意識，讓他們把思想文化啟蒙的曆史重任，最廣泛地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國民中去，從而避免了在哲學層麵上爭辯人的價值和人的自由的形而上學。”《摩羅詩力說》以大量篇幅，大量例證，精辟評論了眾多的浪漫主義詩人及詩作。不僅針對中國“詩無邪”之類的傳統陳腐觀念，而且比較論證了魯迅的詩歌美學理論。
我們知道，文學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它受社會的影響，同時也作用於社會。所謂“言為心聲，文隨世變”；“以文抗世，文可變世”。文學是最有力之心聲，它要寫的正是人生感悟體驗、社會的變遷。另一方麵文學又不是被動地反映社會人生的，它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和要求，有自己所應承擔的社會曆史責任，因此它可以改變人的精神，並最後改變社會。《摩羅詩力說》具體論述了人為什麼需要文學和什麼文學可以更好地改變社會人生，突出了摩羅詩派文學對社會人生的特殊作用。
魯迅對於文學功用的準確把握也觸及文學的本質特征：
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係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於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術文章之桀出於世者，觀誦而後，似無裨於人間者，往往有之。然吾人樂於觀誦，如遊巨浸，前臨渺茫，浮遊波際，遊泳既已，神質悉移。而彼之大海，實僅波起濤飛，絕無情愫，未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顧遊者之元氣體力，則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於人生，其為用決不次於衣食，宮室，宗教，道德。
魯迅對文藝特性的論述，還觸及更重要、更深刻的層次：
此他麗於文章能事者，猶有特殊之用一。蓋世界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所謂機，即人生之誠理是已。此為誠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於學子。如熱帶人未見冰前，為之語冰，雖喻以物理生理二學，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觸之，則雖不言質力二性，而冰之為物，昭然在前，將直解無所疑沮。惟文章亦然，雖縷判條分，理密不如學術，而人生誠理，直籠其辭句中，使聞其聲者，靈府朗然，與人生即會。如熱帶人既見冰後，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
這段論述，既揭示了文學與人生的關係，又指出了文學反映社會生活的感性特征。魯迅不僅正確地指出了文學應該而且可以揭示人生真諦，反映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麵，而且初步認識到文學表現社會生活的特殊規律。可以毫不誇張地認為，在此前的中國文藝理論發展史上，對文藝本質特征的闡釋，沒有比這更明晰、更徹底的了。
青年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所提倡的“摩羅詩力”，激蕩一種既憂國憂民又“爭天抗俗”的人格精神，所引發的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和詩學批評的問題，引出了更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他力圖喚醒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批評精神，對中國近代詩學來說，就不僅僅是詩學。
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楔入，給中國傳統文化造成激蕩之深度是空前的。這就使中國文化蒙上了濃厚的民族感情和正義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適應時代潮流的發展產生矛盾，從而加深了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化轉變的艱難性，與此相應的中國詩學也呈現出文化的轉型和傳承性與融合性交替的局麵。中國詩歌走到近代，已經積蓄了自《詩經》以來豐富悠久的傳統，加之近代以來學術思想的趨向合流與轉換，對於詩人來說，必定要具有豐厚的學識與廣博的藝術修養，融文史哲為一體，聚曆代英華於一爐，成為詩歌創新合乎內在規律的必然趨勢。中國文化是一個色彩斑斕的複雜的統一體，中西文化的衝突必然導致融合與會通。文化繼承既具有客觀性品格，又賦有主體自覺的特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許可以說是中西文化會通的最基本的最廣泛的一種觀點。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反省自身，從學古中求新變，有意識地吸收西方詩學精華，提升詩人的精神主體，在此文化背景下，中國近代詩學萌生了新質，呈現了中西彙合的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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