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文學出現於近代文壇時，也正值中國文學處於重要轉變的時期：一方麵，有著輝煌曆史的中國古典文學已走到了它的末路；另一方麵，外國文學已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中國詩歌需要打破古典詩歌的封閉係統，注入新學思想和異域文化，詩歌內容不能僅僅局限於中國本土而應該開始麵向世界。南社成員在如何對待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良文學傳統，如何對待由外國湧來的新的文學樣式，如何處理文學與時代、文學與政治、文學與人民以及思想與藝術、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如何創造新的風格、新的形式並為中國文學開創嶄新的局麵和前途等等問題上，都進行過可貴的探索和實踐。因此，總結南社發展、興盛以至衰落的曆史和南社對中國文學發展探索、實踐的經驗，也將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盡管南社在其整個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和不足，如反映現實的麵不夠寬，藝術上也不夠成熟，比較粗糙，缺乏鮮明的藝術個性等等。但南社以氣節相號召，推崇“唐音”，反對崇尚宋詩的“同光體”，弘揚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倡導浪漫主義，開創了一代新文風，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戰鬥性。總之，南社是中國近代一個重要的革命文學團體，它以自己的實績，奠定了它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乃至中國革命史上的曆史地位，對中國文學的發展也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三、王國維及其“境界說”
（一）學貫中西的國學大師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浙江海寧人，他學貫中西，不僅中國古典文學的根底很深，對於西方的文學、哲學理論也有較充分的了解。他立足於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廣泛地吸收了西方現代文化思潮，吸取了西方哲學家和文藝家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將中西思想溝通起來。王國維研究康德、尼采、叔本華哲學，又運用這批哲人的觀點去研究文學作品，《人間詞話》就是融中西思想於文學批評的一個新的嚐試。雖然就其形式而言，《人間詞話》仍承繼我國古代詩話詞話之傳統，但在實質上卻是以西方叔氏哲學為視點進行文學批評的理論著作。《人間詞話》之核心“境界說”，如將其解構，我們就不難發現，此說是“攝取康德、叔本華的‘審美意象’說與‘藝術理念’說，結合傳統詩論中的‘意象’、‘形神’、‘興趣’、‘自然’，以至筆情、墨趣、文氣諸說，加以變通改造，構成了自己的‘境界’說。”其中“境界”說既是王國維文藝思想的中心範疇，也是他的藝術理想論，而文藝理想是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標準。王國維的詩學理論是近代較早的中西交融產物，王國維的詩學成就可以說是西學東漸的一座裏程碑，對近代中國美學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在文學研究中，王國維追求人的審美意識的獨立性，強調文學本體的作用，因此，他對儒家知識分子以修齊治平為理想的根深蒂固的單一價值取向進行了深刻獨到的反省。他批判的鋒芒直指傳統社會把哲學、文學淪為“道統”的附庸和仆役的曆史。王國維對康德和叔本華哲學美學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並運用了西方的美學文藝理論來研究文學。他吸收了康德美學思想的核心，從而在文學中確定了審美活動的非功利性和獨立性。他認為，隻有從審美角度看待文學，才能保證文學的獨立自主性，否則，文學就淪為工具和附庸。
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又由叔本華之說而論述悲劇。他以叔本華的“生活之欲”指出了人生的本質就是憂患與苦痛。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自1904年麵世以來，研究者甚多。在研究所切入的角度、對該文觀點的詮釋維度和成就高下的評價程度諸方麵，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1）《〈紅樓夢〉評論》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運用西方哲學、美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文學作品的批評專著，它建立了一個嚴謹縝密的批評體係；（2）它試圖用叔本華的哲學來解說《紅樓夢》的精神，將作品當作叔本華哲學觀念的圖解和佐證，見解難免有牽強生硬之處；（3）它敏銳指出和高度評價了《紅樓夢》的美學價值，認為該作品是“悲劇中之悲劇”，具有中國傳統文學作品所從未有過的悲劇精神。《〈紅樓夢〉評論》這篇論文第一次站到哲學與美學的高度，對《紅樓夢》的藝術價值作總體考察，肯定《紅樓夢》是完全可以進入世界文學名著等級的“絕大著作”，這是中國學者運用西方文論整理我國文學遺產的一次最早的嚐試。
從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以及《宋元戲曲史》中我們已可看出，他在早期研修文學時，並非囿於國故，而是納新西學；並非古板地將傳統的經學思想作試金石去剖析文學作品，而是以新時代的新思想去分析文章，剖析社會，闡釋己見。“王國維在政治上雖然談不上充當‘社會良心’，他的政治觀和倫理觀都有著濃厚的士大夫意識，但是他對文學和學術的態度，卻是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式的，以追求真理探索人生為目的。在變革中國傳統的政治大一統觀念上，在強調藝術與學術有其獨立的價值，不受政治左右上，王國維倒是具備了近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算得上是中國第一代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
（二）《人間詞話》與“境界說”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的一部獨創性的理論著作，它不僅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產物，更為重要的和有意義的是，它立足於傳統文學理論，融合西方的理性分析、邏輯推理，進行了一種自覺的創造，建構了自己的美學範疇和理論形態。由於深受叔本華生命哲學的影響，王國維認為文藝具有“無利害”的特質，因而，它是人們從悲劇人生中解脫出來的重要途徑。
總的來說，王國維對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1）文學的任務不是表現儒家之道，文學的價值在於表現人生。（2）文學要表現情感。文學要表現人生，就必須要表現人的情感。（3）文學藝術的根本特質在於它具有審美價值。
“境界說”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主要理論體係，其對文學創作和審美鑒賞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王國維的“境界說”不僅是一種詩詞鑒賞法，“從本質上說，這是王國維基於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根本局限性的深刻思考，對人生境遇的深切同情，精研中外哲學、藝術而凝成的醒世度人之學說”。王國維的“境界說”與中國傳統的文學創作思想更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在分析境界時，就繼承了古代文論中關於情與景關係的思想。唐代王昌齡就認為詩歌有以寫物為主，有以寫情為主，有以寫意為主，並在《詩格》中提出了物境、情境、意境的三境說。王國維在接受前人觀點的基礎上，發展了“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從而將景物、感情與境界三者有機地聯係了起來。在吸收王夫之的“三形說”和王昌齡的“三境說”成果的基礎上，他把境界分為不同的層次——“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並認為後者遠勝於和高於前者。同時，“無我之境”的提出，不僅對意境理論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且與宗白華的“最高靈境的啟示”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文藝理論方麵，王國維不僅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文學評論和文學創作思想，還融會了西方有關文學創作的美學思想，因此，《人間詞話》是他融會貫通和創新的結果。
我們知道，王國維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受到康德和叔本華哲學美學思想的影響而在美學的視野中研究文學的。他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認為文學就是一種藝術（當時統稱美術），並強調“美術之慰藉中，尤以文學為尤大”。他深入研究並運用了西方的美學文藝理論，辨析了藝術與審美的本質同一性。尤其是他提出的“境界說”，將文學的審美特性的論證與人的自由本性的關注聯係起來，並以人的個性感性存在否定超絕的倫理理性。這一思想對20世紀中國詩學中的純文學論產生了深遠影響。
王國維的詩學之中，最突出的就是“境界說”，在《人間詞話》中有多處說明，如：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必鄰於理想故也。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拍。……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麵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
總之，王國維對“境界”的闡釋分兩部分。一是文藝美學上的“境界”；二是哲學美學意義上的“境界”。“唯美之為物，不與吾人之利害相關係，而吾人觀美時，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則？美之對象，非特別之物，而此物之種類之形式；又觀之之我，非特別之我，而純粹無欲之我也。”
王國維認為，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都要經過三種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三境界說”作為文學批評中的瑰寶，使語言與人的生命交融起來，將人的生命入乎其內，融於藝術之中，爾後又出乎其外，成為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超越。隻要我們研讀過尼采的著作，就自然會產生這樣的聯想，即“三境界說”與尼采的智意之路：“合群時期，沙漠時期，創造時期”，有似曾相識之感。當然任何學術成果都產生於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哲人的思想和語言生命力僅是有力的外部環境，我們要探索的核心是王國維在這個建構過程之中是如何超越的。王國維“以其藝術天才，形象地、詩意神化般地表明了這種表象世界與意誌世界的擴展和收縮，正在於說明藝術的存在實質是人的生命的存在，而人的生命的存在又須依賴藝術而得以有價值地存在。人的降生是走入痛苦的表象世界，人的悲哀就在於意誌世界的深入而不斷地擴展這種痛苦，而你要活著不覺其苦，就必得走藝術轉換之路，以在解脫之中化解意誌，邁入新的境界。作為文學批評家的王國維，留給我們後學的，是一種多維視野下的人文精神的求索”。王國維就是在文學批評中闡發他的哲學人生觀的，他研究文學批評與理論的潛在背景就是他對人生和這個世界的特殊體驗。“三境界說”就是這份特殊體驗的藝術的最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