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國古典詩學的總結
一、“詩界革命”與梁啟超
興起於戊戌變法前後的晚清詩界革命，是在東西方文化撞擊和交流中接受外來思想文化的影響，伴隨著政治上的維新變法和思想啟蒙運動相應而起的。隨著西學東漸，新的自然科學成就和新的社會思潮相繼出現，從而給近代文學以很大的影響，於是以梁啟超為代表人物，先後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劇改良”，這些文體革命總的目標均是要求作品要表現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和新人物，這“四新”又是以西方思想為前提的。“詩界革命”要求的“新意境”和“新語句”，梁啟超已有明確說明：“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
中國詩壇與當時的社會形勢也促使梁啟超主張詩界革命，倡導詩界革新。梁啟超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以輸入歐洲之精神為目的的詩界革命，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當時的詩壇狀況：“其文學，以言夫詩，真可謂衰落已極。……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為，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梁啟超1899年12月25日在《夏威夷遊記》中正式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綱領和構想，其主要觀點有：
首先，詩界革命的綱領是“新意境”、“新語句”與“古人之風格”“三長具備”，其中“新意境”即新內容，主要是指“歐洲之精神”，“新語句”即翻譯“西學”的新詞語。“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為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
其次，詩界革命的目標是取法西方，“求之於歐洲”。他呼喚“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麥哲倫）”的出現，希望中國詩界要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那樣去尋找中國詩歌的“新境界”，而這個“新境界”就是“歐洲之意境、語句”。“雖然，即以學界論之，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輸入中國，況於詩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
再者，在詩歌的功能上，梁啟超主張詩歌應服務大眾，把詩界革命當作開啟民智的思想啟蒙運動。他說，“讀泰西文明史，無論何代，無論何國，無不食文學家之賜。其國民於諸文豪，亦頂禮而屍祝之。若中國之詞章家，則於國民豈有絲毫之影響耶？”
梁氏論詩，雖極力主張詩歌的社會功用，但也能夠注意到詩歌的藝術價值。在《飲冰室詩話》中，他認為詩有兩種境界：一是重藝術價值的“詩人之詩”；二是重思想價值的“非詩人之詩”。但總的來看，梁啟超還是更偏重於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相對忽略詩歌的藝術審美價值。在詩學理論上，重視詩歌本身與詩學理論的相互闡發。梁啟超對此熟諳於心，其力作《飲冰室詩話》不僅是一幅維新史實的真實記錄，也是一部飽含時代理想的新詩學理論著作。梁啟超詩學的核心就是啟蒙，就是要求詩歌擔負起介紹西學，宣傳西方先進思想、先進文明，為當時維新派政治革新服務的責任。倡導詩歌描寫新理想、新意境，是梁啟超詩學啟蒙主題的重要內容，也是其詩學的精華。
詩界革命是對中國傳統詩歌觀念的猛烈衝擊，動搖了幾千年的古典詩歌傳統，促進了正統詩文化的解體。中國傳統詩歌是“雅”的藝術，雅正、高雅，不同凡俗，是中國詩人不懈的藝術追求。詩界革命從開啟民智的政治需要出發，大力倡導通俗化，從而動搖了中國詩歌的雅文化傳統。梁啟超把由“雅”入“俗”看作是世界各國文學發展的普遍規律。“詩言誌”是其悠久的傳統，抒情詩比敘事詩發達是不爭的事實。詩界革命一反中國詩歌抒情言誌的傳統，把詩歌作為傳播新思想的認知教化工具，作為開啟民智的手段，因而必然注重其認知價值和功利價值。
梁啟超的文學啟蒙與思想啟蒙是緊密相連的，為了“新民”，他要進行思想啟蒙，而要有效地進行思想啟蒙，最好的運作載體還是文學，所以他對文學提出了一係列的革新主張，即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劇改良，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小說界革命。梁氏的“小說界革命”不僅是為了“新民”，而且還把它提高到刷新、改革國家政治、宗教、道德、風俗的高度。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當然，梁啟超這些說法有些誇大小說的社會功能，並不符合小說的實際作用。小說對社會生活和生活變革能產生影響，但也隻是“影響”，並不能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誠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為了更充分地發揮文學啟蒙的作用，為接受群體提供更多的閱讀方便，文學改革必然要走語言通俗化即言文合一的道路。文學的通俗化走向，是近代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誠如梁啟超所說：“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近代文學語言的通俗化走向和白話文熱潮，為五四白話文學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物質（語言）基礎。這兩點應當視為近代文學啟蒙的曆史貢獻。
撰寫《夏威夷遊記》之後，梁啟超又撰寫了《飲冰室詩話》。《飲冰室詩話》集中體現了梁啟超關於詩歌變革的一係列主張，詩話通過對當時黃遵憲、譚嗣同等進步人士的詩歌作品的評價，體現了梁啟超標舉的以啟蒙為主題的詩學主張。“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作為政治家的梁啟超，並沒有把詩歌和政治直接聯結起來。他看出“精神教育”，從精神上“改造國民之品質”，是更深遠地影響著民族前途的。這也就是說，他認識到詩歌應在比政治更高的一個層次上起作用。《飲冰室詩話》是維新派最著名的詩話，其體例仍是傳統詩話以評詩與采詩為主的隨筆性質。其思想主張與《夏威夷遊記》相比，關於“詩界革命”含義有所發展變化，也演繹得更深刻更具體。《飲冰室詩話》實際是對“詩界革命”的總結。社會現實使梁啟超的思想逐漸成熟，維新派詩人詩歌創作亦更加符合“詩界革命”的精神。《飲冰室詩話》打破了傳統詩話通論古今的傳統，隻談當時的作家作品即以收錄同時代詩人時代氣息極強的詩作為主，又基本是維新派詩人的詩歌，以其展現“詩界革命”的創作實績，卻是獨具的特點。目的是保存維新變革時代一段活的曆史，以及新詩學發展道路上的一段史實，即“以詩存史，因詩以知史”。梁啟超以啟蒙為主題的詩學主張推動了詩學理論的近代化，梁啟超認為詩學的近代化包括兩個層麵：一是要求詩學理論運用當時多種新的觀念與方法，抒發新詩人的創作意圖和思想內涵，諸如近代進化論思想、科學自由民主思想等，來觀照建構其詩學理論體係，從而樹立對於建構新詩學、塑造“新民”的重要意義。二是要運用那些符合創作規律的近代詩學觀念，來闡釋當時的詩學現象，從而將中國古典詩學“詩史”說的思想傳統延伸到中國近代以“改造國民性”、重塑新精神為主旨的啟蒙思潮。
總的說來，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借助評詩與采詩對維新派“詩界革命”進行了總結。“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是《飲冰室詩話》對“詩界革命”意義最簡明、最準確的概括，“它具體要求詩歌以古典詩歌的體式，含蓄蘊藉的風格，並與音樂性相結合，來表現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思想、新精神以及愛國主義思想感情，以啟發民智，激勵人們維新改良的熱情”。
梁啟超在推動詩學的近代化的過程中，很好地注意了詩學的民族化，這是他對近代詩學理論的又一大貢獻。“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獨辟新界而淵含古聲”都是要求詩歌在具有新意境新理想的同時要重視對本國傳統文學的繼承。主張用具有“古風格”和“新語句”的詩歌去描寫西方的“新意境”，從而達到引入“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目的。當然引進西方新的意境和發揚民族詩歌之間並不是對立的。關於詩歌的民族化，他曾有這樣一段話：“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來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係統。第四步，把這新係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的好處。”
梁啟超的詩學主張，在當時的實際意義，是直接為政治經濟上的革新服務；而其長遠意義，卻為後來的一係列文學革新打下了基礎。他打破了詩話的傳統，注重詩學革新過程中的民族化，推動了詩學的近代化，這是他在詩學理論上的巨大貢獻。這場既有理論主張又有創作實績的詩歌革新運動在中國詩歌從古典走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作為曆史必由的過渡階段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意義，無論其理論主張還是創作實踐，都為五四新詩運動做了先導和預演。自覺接受外來文化影響，具有開放意識的文學革新運動，是中國文學以博大的胸襟麵向世界並最終彙入現代世界文學潮流所跨出的第一步。它標誌著中國詩界具有了世界性開放視野，初步建構起中外詩歌整體比較框架，使中國詩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鮮元素，展現出輝煌的發展前景。
二、政治與文學相統一的南社詩人
南社於1907年開始醞釀，1909年在蘇州虎丘張國維祠正式成立，活動中心在上海。南社與同盟會的關係非常密切。南社自成立之日起，發展迅速，至辛亥革命後，會員已達1180多人。會員有柳亞子、陳去病、高旭、蘇曼殊、馬君武等著名文學家，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規模宏大、成績卓著、影響深遠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奉行的宗旨是“研究文學，提倡氣節”，即以文學為武器，以民族主義相號召，提倡革命氣節，致力於民族獨立和民主共和，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專製統治。事實上，以文學創作反抗滿清的專製統治，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亦成為南社的政治目標和文學主題。所以，南社的性質，亦如高旭所言：“於同盟會後，更倡設南社，固以文字革命為職誌，而意實不在文字間也。陳、柳二人，深知乎往時人士入同盟會者，思想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借南社以為溝通之具，殆不得已之苦思歟。”當時也有人評價南社曰：“雖以文學為名，實有救時之誌。”可見南社是一個政治色彩濃厚的文人團體。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後，在南社的旗幟下，聚集了大批文學家，他們以文學為武器，積極配合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創作了大量的詩文作品，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盡管政治色彩濃厚，但南社仍有一個主導的文學觀。這就是以柳亞子為代表的、反映了南社作為進步團體的特征的宗唐文學觀——尊崇唐音，而反對北宋的詩風。他曾說：“餘與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傖楚，而尤重布衣之詩。”柳亞子推尊“唐音”，固與其啟蒙教育養成的文學審美品位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唐音”最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南社的時代精神與本質特征。唐音，亦即通常所說的盛唐之音。它是唐代特別是盛唐時期，在建功立業普遍成為文人理想取向的時代氛圍中產生的文學風格與精神風貌，而尤重自主精神與獨立人格。它一直被認為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人生追求與精神存在的理想狀態，並為後人景仰。“柳亞子等人尊崇唐音不是封建士大夫遠揖天朝之夢式的追慕，而是基於對唐音的精神實質理解之上的升華與重新闡釋。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格隻能產生、留存於這個時代。唐音已隨著盛唐的遠去而遁入曆史深處，成為中華文化史上一麵標幟，但它的精神卻不因歲月流走而消逝，它超越時代而存於永恒時空，並隨時代變化而常新”。在南社時代，唐音又成為時代精神主旋律，它應該成為積極的人生姿態和銳意進取的人生意誌。值得注意的是，柳亞子等人提倡唐音，正在於其與時代精神相契合，而契合點即是南社精神與唐音傳統中共有的反抗、進取的特點。然而在實際編選和藝術實踐過程中並不能嚴格履行柳亞子等人提倡唐音的主張，又極易與其他成員產生關於詩學之爭，特別是到後期，“唐音”已很難具有現實召喚力，需要一場新的詩學革命來臨。
南社文學根底於“經義史事諸子”和宋明遺民的文化傳統，南社的文學思想則由複社幾社上溯到明代前後七子，並進一步上溯到唐音。如果僅僅是把這一文學統係的文學觀念、創作方法以及文學風格傳承下去，問題便被簡單化了。“南社在繼承這一文學體係時，舍棄了其在清代的演變，開掘出沈德潛在總結這一文學體係時丟棄了的複社幾社憂時托誌，砥礪氣節，反抗異族的詩學精神，並讓這一詩學精神在近代產生了‘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的作用”。其結社宗旨、組織結構、傳播方式、創作時尚均已與明末複社以來的文人社團有著本質的區別，並呈現出鮮明的近代化特色。南社詩人是中國詩歌近代化曆程中的一支生力軍，其創作貫穿於“新學詩”、“新派詩”、“歌體詩”、“白話詩”等詩歌近代化階段，尤以“歌體詩”的探索成績突出。南社中的不少詩人如柳亞子、高旭、馬君武、蘇曼殊、於佑任等人繼承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倡導的“詩界革命”的傳統，在詩歌中以舊風格融新理想、新意境、新感情、新名詞，突破了傳統格律詩的束縛，進行詩體變革和譯詩實踐，為中國現代新詩的形成、產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從主題意叢、藝術趣味、語言韻律、體式章法諸方麵大膽創新，為中國詩歌從古典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近代化過程作出了重要貢獻。魯迅準確地概括了這一重要社團的文學特征和革命精神：“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製，憤滿人的凶橫，望著‘光複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那時有許多文人，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種幻想，以為隻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複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魯迅具有清醒的眼光，準確地剖析了南社成員的弱點，由於其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所致，與封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因此“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於也頹廢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