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20世紀俄羅斯詩學與中國現代詩學
一、建國前的中俄詩學交流
正如20世紀俄羅斯那多舛的命運一般，20世紀的俄蘇詩學也經曆了一條曲折坎坷的道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導師”本身的這種多變必然會影響乃至決定“學生”的發展，這種影響便鮮明地體現在20世紀中國現代詩學的發展中。誠然，曆史事件並不是決定詩學發展的唯一標準，但為了論述的需要，我們不妨以其為界限，將20世紀中國詩學對俄蘇詩學的接受分為三個階段：建國前、建國後至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以來。
建國前的俄國詩學對中國詩學的影響，正如我們所熟悉的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由於中國麵臨生死存亡之危局，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俄蘇詩學的接受多半側重於其現實性和人道主義的一麵。比較有代表性的如魯迅、瞿秋白等少數文化界思想界的領軍人物，在其各自的創作和譯介工作中，都把目光投向了富於鬥爭精神的俄蘇詩學。1921年《小說月報》號外《俄國文學研究》上刊登了郭紹虞的文章《俄國美論與其文藝》。據考證，這是第一篇專門論述俄國美學理論及其與文藝關係的文章。作者詳細分析了別、車、杜的美學思想，對他們的詩學理念作了一定的梳理，在當時的條件下實屬難能可貴。同時發表於《小說月報》的還有沈澤民的譯作《俄國的批評文學》（譯自克魯泡特金：《俄國文學的理想和現實》），文章中明顯透露出：俄國的批評文學觀是“為人生”的，盡管當時無論別、車、杜還是馬列的文藝思想，都未曾有中譯本，但這些文章中所出現的隻言片語，無疑對五四時期新文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20年代末，中國文學界發生了“革命文學論爭”。事實上，這是蘇聯文壇思想鬥爭在中國的一個縮影。20年代初的蘇聯文壇正處於波格丹諾夫思想及無產階級文化派的影響下，波格丹諾夫所謂的“普遍組織科學理論”否定以往人類社會文化，要求無產階級從一無所有中建立純屬自己的文化。在這一理論遭到列寧的駁斥後，蘇聯文壇又出現了庸俗社會學流派及“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縮寫），他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粗淺的、教條化的理解，強調文學的工具化，大搞宗派主義，肆意打擊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作家，給蘇聯文壇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和損失。這種消極影響同樣反映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後者的“左”傾傾向表現在文學界有些理論家濫用波格丹諾夫的理論，將文學的階級性，文學與生活、革命之類的關係加以簡單化、庸俗化。其次是表現在對魯迅等進步作家的排擠打擊上。創造社和太陽社中的許多年輕作家受拉普思潮影響，一筆抹殺過去時代的文學遺產，甚至攻擊魯迅為“封建餘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大大削弱了革命文學的陣營，對進步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消極作用。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進入了新時期。此後，由瞿秋白等人開始係統翻譯馬列主義經典詩學篇章，把建設中國的馬列主義詩學提上日程。此時的中國文論界對馬列經典的接受整理工作幾乎與蘇聯同步，如在介紹恩格斯關於文藝的三封書信問題上。由此展開了馬克思主義詩學在中國的第一次傳播。1933年11月，周揚在《現代》雜誌第4卷第1期上發表文章《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首次向國內介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標誌著中國現實主義詩學跨入了一個新階段。還是周揚，在1942年翻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即《藝術與現實的審美關係》）一書並在延安出版。這是建國前翻譯的唯一一部完整的西方美學著作，它對我國正在形成中的美學界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它奠定了此後數十年詩學理論的基調，即文藝必須為人生，正如周揚本人所說的：“堅持藝術必須和現實密切地結合，藝術必須為人民的利益服務，這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的最高原則。”
二、中俄詩學交流的新階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全麵勝利。如何借鑒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驗來更好地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成為當時各行各業所麵臨的頭等大事。在此背景下，從建國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國詩學建設走的基本上是“全盤蘇化”的道路。五六十年代，在中國詩學建設中起到指導性作用的外來理論資源是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代表——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學，以及19世紀的革命民主主義詩學（即別、車、杜自然派詩學）。這個時期譯介的主要代表作有馬恩列斯的論文藝著作，由滿濤和辛未艾等人主譯的《別林斯基文集》、《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等作品，以及少量的世界古典文學大師如莎士比亞、歌德等人論文學的篇章，主要以《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等叢書形式出版。此外，還有大批蘇聯的文藝理論著作被翻譯過來作為教材或參考資料發行，影響較大者如季莫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等，在當時蘇聯來華專家的教導下，整個中國詩學界陷入一種“失語”狀態。正如我國學者指出的：“年輕的中國文藝理論界‘全盤蘇化’的結果是割斷了自己與西方文論對話和從自身的傳統文論中汲取養料的可能，而在吸納蘇聯文論時對‘左’的東西的某種嗜好，使得其合理的部分尚未消化而庸俗化、機械化的東西則得到了認可。”以當時僅次於馬恩列斯的別、車、杜詩學來看，中國詩學界對他們的接受是片麵的、功利的。且不論當時避而不談別林斯基詩學理論中藝術性方麵，甚至還人為地鑄造了一條從別、車、杜到普列漢諾夫、列寧的現實主義詩學發展路線。這顯然是受了當時蘇聯官方文學理論史的影響。因此，盡管建國十七年的詩學建設有一定成就，但必須指出，當時的詩學理論建設（包括對俄蘇詩學的接受）中存在著大量的政治化、片麵化和盲目崇拜的現象，對新生詩學的建設造成了某種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