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7章 俄蘇詩學與中國現代詩學(3)(2 / 3)

三、新時期對俄羅斯詩學的接受

新時期以來,中國詩學先後發生了從“現實主義詩學”到“形式主義美學”而後到“後現代文化詩學”這三次重大的話語轉型,這從根本上影響著俄蘇詩學在中國的接受。首先涉及的是傳統的別、車、杜詩學理論。這時期隨著對別、車、杜理論更為全麵和深入的介紹,中國讀者的注意力已從譯介轉向了研究,從片麵的“唯物主義”或“人民性”主題轉向全麵、客觀地把握其詩學理論。對其作品中的藝術性有了較多的關注。對於藝術典型和典型化問題、形象思維與形象創造問題、文學的人民性問題、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作家的風格與民族的風格問題等有了新的闡釋。關於這一點,我們隻要從80年代發表的關於別林斯基的論文中舉些名字即可明了,如《別林斯基論現實主義》、《別林斯基的文學民族化理論》、《別林斯基的典型觀》、《別林斯基的藝術思想與社會現實的矛盾》、《試論別林斯基的“激情”說》、《別林斯基論創作過程中的思維和想象》、《別林斯基的文學批評精神》、《別林斯基的“情誌”說》、《別林斯基的美學觀點》、《別林斯基的戲劇理論》等。1986年還出版了馬瑩伯著的《別、車、杜文藝思想研究》,這是國內在這一領域中的第一部專著(可能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專著)。同時,隨著當時西方現代文論的大量引入,在歐美文論的參照下,別、車、杜甚至整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學的不足——比如別、車、杜作品中流露出的狹隘民族性等問題——得到了揭示,學術界對其的認識也更為全麵客觀。經過撥亂反正以後恢複了本來麵目的別、車、杜文藝思想,盡管目前對中國現代詩學的影響力每況愈下,但它們作品本身的魅力和曾起過的曆史作用將是永恒的。

除此之外,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流詩學的著作也得到了大量的譯介。如著名的文藝理論家米·赫拉普欽科的著作《作家的創作個性和文學的發展》早在1977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盡管書中加了批判性的“譯者的話”,但書中所披露的現實主義觀念的擴大化等信息仍然對中國文藝理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隨後的1979年,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又編寫了《七十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的集子,收錄了蘇聯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開放理論”的討論文章,它和兩年後由北師大蘇聯文學研究所編寫的《蘇聯現實主義問題討論集》(外國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鮑·蘇奇科夫著《現實主義的曆史命運——創作方法探討》(外國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等書刊共同構成了80年代現實主義詩學的理論來源之一,成為用以與當時方興未艾的現代主義詩學相抗衡的理論武器。

除了別、車、杜及其他蘇聯官方理論來源外,中國現代詩學的另一個理論源泉是蘇聯思想家、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金。這位一生坎坷的理論大家最早是由西方人在20世紀70年代發現的。中國對巴赫金的關注始於80年代初期。據學者考證,最早提到巴赫金是在1981年第1期的《蘇聯文學》上名為《窺探心靈奧秘的藝術——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創作散論》一文。在文後的注釋中,作者夏仲翼提到了巴赫金及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從那時開始至今陸續出現了一批研究文章,如錢中文的《“複調小說”及其理論問題》、趙一凡的《巴赫金:語言與思想的對話》和《巴赫金研究在西方》等;巴赫金的其他論著如《弗洛伊德述評》、《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等此時也有了一些中譯本。總體來說,80年代的巴赫金接受問題還局限在巴赫金作為陀氏研究者的地位,其主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被看作是從現實主義角度對俄國經典作家的重新闡釋而得到關注。以錢中文等為代表的中國文論界主要關注的是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理論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對話思想。

90年代巴赫金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在於已不僅把巴赫金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名研究者,而且把他視為一位博大精深、自成一家的思想家了。對巴赫金的研究也不像80年代那樣隻囿於複調理論,而開始涉及有關他的理論學說的方方麵麵,並趨向於對他作總體的把握。董小英、劉康和張傑等幾位比較年輕的中國學者相繼推出了幾部研究巴赫金理論的學術著作,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1995年在山東濟南舉行的“走向21世紀:中外文化、文藝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巴赫金所倡導的“對話”理論受到特別的重視。1998年,由錢中文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巴赫金全集》,成為這位大師著作在國外的第一套全集,也成為中國巴赫金研究的一個裏程碑。1998年5月11日至14日還在北京召開了“巴赫金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暨《巴赫金全集》首發式”。進入21世紀以來,巴赫金的研究依然保持強勁勢頭,其研究方向也日益豐富多樣,一個全麵的、真實的巴赫金正逐漸走向中國詩學。程正民推出了《巴赫金的文化詩學》一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夏忠憲則從另一個角度——狂歡化詩學——來審視巴赫金(《巴赫金狂歡化詩學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兩部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開始將巴赫金詩學思想引入中國文論的建設之中。程著第四編便是“俄中文化語境中的巴赫金文化詩學”,作者將巴赫金與中國著名學者鍾敬文先生的民間文學理論作了比較,指出中外詩學比較之要點所在,對於新世紀本土詩學建設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夏著則將狂歡化理論用以分析《紅樓夢》中的民間文化因素。2004年在湖南師範大學召開了全球性的巴赫金學術研討會,專家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深入探討並分析了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狂歡化理論、時空體詩學、詮釋學思想、外位性思想、言語體裁理論等,強調巴赫金的整體詩學研究對當代文藝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並聯係中國現當代詩學建設,提出了各自的構想。這次大會也是對中國詩學界20多年來巴赫金接受的一次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