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21世紀之後，前蘇聯的另一位理論大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這便是塔爾圖學派的領軍人物洛特曼及其結構詩學研究。相對於巴赫金，對洛特曼的研究起步稍晚。1986年，淩繼堯在《蘇聯當代美學》一書中以專章論述了洛特曼及其藝術符號學，主要分析了洛特曼學說中的本文概念，藝術作為一種語言及藝術本文概念等方麵。可惜的是，這一介紹在某種程度上被當時流行的法國結構主義所掩蓋，洛特曼作為一位混雜於羅蘭·巴特、列維·斯特勞斯等名家中的符號學家，並未引起中國詩學界太多的注意。在1993年大師去世之後，1994年的《外國文學評論》第1期發表了張冰撰寫的《尤·米·洛特曼和他的結構詩學》，這是較早對大師結構詩學理論作出綜合評述的文章，作者在文末提到：“洛特曼的結構詩學理論，從整體上看，有不少地方難免給人以用符號學新名詞解釋早已為人所熟知的藝術原理的感覺。但作為一種從語言學觀點考察文學的新視角，畢竟還是能給人許多新的啟示。”1999年，孫靜雲在《蘇聯文藝學學派》中對洛特曼的結構文藝學再次做了梳理，並通過具體文本分析，形象地展示了洛特曼學說的新穎之處。最後作者指出：“洛特曼關於藝術本文和非本文結構的理論更是具有開創性的命題，堪稱是20世紀文藝學領域的創舉。”洛特曼的地位在此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從上麵可以看出，上個世紀90年代，洛特曼對中國詩學界而言已不再陌生，他作為偉大理論家的學術地位已得到承認，但也應當看到，這時我們對洛特曼的接受還停留在介紹的層麵上，缺乏有力度的研究性作品。而且就其關注重點來說，也隻是洛特曼前期的學術思想，即作為結構主義詩學的代表。事實上，在90年代也有學者提到了洛特曼晚期學說的特點，即由結構詩學向文化符號學（包括宗教符號學）的轉向，但僅是一筆帶過，未作深入分析。張傑曾用一頁多的篇幅介紹了塔爾圖—莫斯科學派最新發展的主要特征。這種片麵性進入新世紀之後有了改變。2000年出版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批評史》就以較大篇幅介紹了洛特曼以及俄國符號學的另一位主將——莫斯科符號學派的鮑·安·烏斯賓斯基，並分別為兩者的研究重點定義為“文藝學家的藝術符號學”和“語言學家的文化符號學”。同年的《外國語》雜誌第6期還刊登了張傑的文章：《走向體係研究的藝術符號學和文化符號學》，標誌著對洛特曼學說的研究進入一個全麵係統的時期。此後，北京外國語大學、黑龍江大學等國內多所高校的學者都把洛特曼研究作為重大課題來立項，從而為這一研究注入更大的動力，並逐漸成為俄國詩學研究中的一門顯學。趙曉彬在《俄羅斯文藝》2003年第3期上發表《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理論的演變與發展》，其中重點分析了洛特曼晚期詩學理論的一些觀點，如“符號場”、“對話機製”等問題，揭開了洛特曼思想的發展麵貌。2005年1月，張傑等人的《結構符號文藝學》一書出版，該書是國內第一本研究洛特曼及其藝術符號學的專著。書中不僅闡述了洛特曼結構文藝符號學理論的核心內容，而且從方法論的角度對該理論進行了探討。此外，作者對於洛特曼的塔爾圖符號學派與烏斯賓斯基的莫斯科符號學派以及西方結構主義學派之間的異同也進行了全麵的比較。這可以說是洛特曼研究在中國的一個裏程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在接受和研究洛特曼的基礎上，中國現代詩學必將出現自己的洛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