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麵理解魯迅的“為人生”，就必須回到魯迅自己的語言方式中去，回到魯迅自己所建構的藝術世界中去。
為人生，魯迅道出了我們文學活動與人類自身的現實聯係，道出了所有文學活動的“原點”，特別是道出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得不麵對和解決的重大的生命問題，正是這樣一個現實生命的問題決定了現代中國人的其他所有問題，人生問題幾乎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眾多命題的“原命題”。
為人生，魯迅建立著屬於他自己的文學主題、感受方式，“直麵慘淡的人生”是魯迅文學區別於許多現代中國文學的獨特的一以貫之的追求，是他與現實世界密切對話又保持自己思想藝術個性的最好的方式。
為人生，魯迅以這樣的語義編碼傳達著與當時許多藝術旨趣的差異，他的藝術不是空虛的幻景而是現實人類生存的需要，“並非人為美而存在，乃是美為人而存在的。”隻有深味於傳統中國文學藝術空幻的人才能體驗到魯迅以“為人生”強調現實生命觀照所具有的真正的“現代性”。這裏，為了人生，甚至一切傳統的藝術模式都被打破，小說是如此的奇異，而雜文這一獨特的方式也進入到了文學的世界，不理解魯迅“為人生”的思維，就不能意識到魯迅雜文這一最獨特的魯迅文體的現代性與藝術性。海外漢學家輕視魯迅雜文的根本原因即在於他們還沒有真正進入魯迅的藝術世界中去。
為人生，魯迅尋找著幾乎就僅僅屬於他自己的文學樣式——一種與當時形形色色的“先進”思潮與藝術流派都有所區別的魯迅自己的“形式”，這是一種兼有強烈的現實寫照又包含突出的自我精神特征的書寫方式（因為，現實的關注與精神的觀照對於“人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魯迅的精神性追求使你很難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概念來概括之，它顯然具有突出的象征主義、現代主義的特征，然而一旦你將魯迅文學納入到所謂的西方象征主義、現代主義的藝術框架之中，就又會同樣覺得那是一種同樣勉強的分析。與象征主義、現代主義的追求所不同的在於，魯迅更關注的還是現實中國人的生存，《狂人日記》、《野草》並不就是西方現代主義的中國版，更不是西方的存在主義。魯迅，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傳統研究強調了第一、第二，當代研究又在極力突出他“並不落伍”的後麵幾點，他激進否？先鋒否？抑或保守？落後？在當年創造社、太陽社的青年看來他屬於後者，而今天的某些新保守主義者與海外的漢學家又將前者作為魯迅的“局限”加以攻擊。其實，所有這些意見的分歧恰恰說明魯迅他不屬於任何一個既定的框架，魯迅，在現代中國數十年的紛爭與糾纏之後，仍然屹立著，因為，他僅僅屬於他自己！
在我看來，認真閱讀和理解魯迅世界中的“為人生”的實質意義，將有利於我們對於魯迅文學基本思維的細致勘探，有利於我們從魯迅自己的文學基本姿態出發來清理魯迅留給現代中國文學與現代中國文化的重要遺產，這種遺產既不是任何政治家的學說能夠代替的，也不是任何“新銳”的西方思想所能包含的。隨著我們對於“為人生”及其他“魯迅概念”的解讀，新世紀的魯迅研究有可能打破近年來的沉寂，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