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魯迅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表述：“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在啟蒙派、社會派的魯迅研究者看來，這正是理解魯迅全部文學活動的基礎，是他自覺理解和接受現代文學的社會性使命的明確表述。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傳統的魯迅研究將這一表述發揮到了極致，作為魯迅這麵新文學運動的大旗區別於其他形形色色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流派的重要標誌。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先鋒派與學院派以及海外漢學界的魯迅研究的日益“紅火”，這一表述卻被目為了“文學功利性”追求的典型，人們不僅較多地談論著其中的局限性，而且也懷疑了它所傳達的魯迅思想的準確性。於是，在魯迅研究進入新世紀的今天，我們似乎很難聽到有多少人在理直氣壯地重申“為人生”了，無論是出於對於魯迅的輕蔑還是維護。
然而，“為人生”就真的那麼簡單，它竟然就是這樣的充滿了破綻，以至於可以為我們這些在新的“藝術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新銳如此簡明地窺破“曆史局限”，或者，它就真的那麼“隨意”，那麼漫不經心地為魯迅一用，而其實又與魯迅那複雜的思想沒有什麼深刻的聯係，為了“維護”魯迅的深刻、複雜與偉大，我們還是淡化“為人生”為佳？
在我看來，這些新的意見恰恰才是對於曆史的最可怕的簡化和“漫不經心”，因為，它們至少忽略了這樣一些重要的事實：在魯迅的全部著述中，“人生”、“為人生”都反複出現，可以說已經構成了魯迅的核心語彙，他們與魯迅文學追求及思想追求的密切關係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他批評傳統的文學：“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談到文學的差異，他說：“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他又特別強調了“現在的文藝”與人生的緊密聯係：“現在的文藝，是往往給人不舒服的，沒有法子。要不然，隻好使自己逃出文藝，或者從文藝推出人生。”這也就是說，現代中國的文學是不可能離開人生而存在的。即便是那些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在魯迅看來，其實也仍然生活在人間與人生當中：“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躲在象牙之塔裏麵；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的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如果說，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魯迅將“為人生”與“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相聯係，突出了文學“為人生”的特定的社會作用，那麼，在其他更加廣泛的論述中，魯迅則深刻地分析了“為人生”之於文學的普遍意義，——不僅現代的文學將人生作為自己主要的關注對象已經成了現代的文學的特征，而且就是那些號稱要離開人生的作家其實也並沒有真正地達到目的。隻有回到魯迅自己的語言世界裏，我們才可以發現他對於“人生”的格外重視。
而且這樣的重視也並不僅僅能夠在“社會功利性”追求的意義上加以理解，因為魯迅每當論及這樣的文學觀與一般人的“藝術”追求的差異時，總是充滿了反諷、調侃與揶揄的口吻，他是以自己的方式顯示著對於“藝術精神”的新的認識。魯迅表示，自己“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既然如此，魯迅在這裏所完成的關於“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的表述，就並不能夠作為單純的“功利性”的表白加以闡釋，它的確包含了魯迅對於文學社會作用的關注，但其細微的思想指向又超過了一般意義的“功利”，從本質上講，代表著魯迅對於現代文學意義的新的建構方式。在其他的許多表述中，魯迅則更加鮮明地傳達出了對於傳統的主流文學觀念的差異，甚至常常流露出對於這樣的文學認識的厭惡和輕蔑。他聲稱，自己寫小說“並不是為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家……因為並非藝術家，所以並不以為藝術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讚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的人生記錄，人類如果進步，則無論他所寫的是外表，是內心，總要陳舊，以至滅亡的。”談及自己的雜文，魯迅說：“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他諷刺性地為我們勾勒了所謂的“藝術之宮”：“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裏滾出去！”通過這些追述我們可以感受到這麼一個重要的事實，即魯迅的思想與藝術世界是由他自己一係列十分獨特的概念所構成的，魯迅有著屬於他自己的語彙，也有著他自己的對於文學思想和藝術建構的追求，但我們不能夠最充分地考慮到這樣的“獨特”性，而僅僅滿足於從一般的主流思想概念出發完成對於魯迅的解讀和闡釋，就很可能嚴重地曲解著魯迅，畢竟，魯迅的思想與藝術觀念直到今天也並不是中國大多數人的思想，並沒真正屬於過現代中國的主流（雖然在十年“文革”期間他也曾意外地受到了推崇）。這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單純從社會革命的追求來肯定魯迅和今天有些人又從“功利性”追求來否定魯迅都很可能遠離了魯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