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魯迅在1925年也有一首現代豆萁詠，詩名《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燼你熟了，正好辦教席！
曹植說“豆在釜中泣”，魯迅說“萁在釜下泣”，顯然別具匠心。詩把豆萁的遭遇與當時的女師大事件聯係了起來，以抨擊楊蔭榆等人對青年學生的迫害，這也是這首詩的“時代特征”。
但是，郭沫若與魯迅的這兩首“反七步詩”卻顯然並不是如一些同誌所說的“各具匠心，各領風騷”。我認為，他們有著顯著的思想層次的差別。準確地說，魯迅根本無意“反”七步詩，曹植以豆的立場責問萁，魯迅卻沒有以萁的立場反問豆，在魯迅看來，一熟一燃，都是無辜的（隻不過萁的悲劇性在於過去被人忽視罷了），人生不幸似乎並不在這類的骨肉相殘、兄弟相煎，而在來自於上一層的恐怖勢力：他們操縱著生殺予奪的大權，憑借固有的地勢魚肉弱小者——曹植說豆被萁侮，是不幸的，魯迅又進一步補充道，萁同樣難逃被另一重勢力所利用所毀滅的命運。魯迅並沒有反撥曹植對個體生存的關注，他隻是把這場生存的悲劇推向了一個更本質的層次，作出了更深刻的揭示。
郭沫若是真正的“反七步詩”，他完全否定了曹植那起碼的對個體生命的珍惜之情，代之以一種相對抽象的“犧牲說”。“犧牲說”可能倒是現代的，但是如果“犧牲”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否定個體生存的基礎上，則顯然是危險的，也很容易與傳統的忠孝仁義思想相混同。
同樣是具有現代曆史特征和社會性內涵的舊詩，在魯迅和其他現代詩人那裏卻有著並不完全相同的思想追求。除了各自不同的政治環境的影響之外，我認為其根本的差異就在於，魯迅在客觀的社會批判、社會抒懷中貫穿了自己強烈的自我生存意識和生存欲望。在魯迅看來，社會批判若不是為了個體生命的發展，那它就是毫無價值的。
摩羅詩力顯示了它偉大的意義。
魯迅的自我生存意識
除了社會批判之外，魯迅舊詩的自我生存意識也有更直接的表現。可以這樣認為，魯迅強烈的文體感使得他的舊詩與同一時期的雜文分工明確：就社會批判而言，顯然以雜文更方便更遊刃有餘，而詩歌，盡管也可以包容一定的理性審判內涵，但它的理性審判卻必須與主觀的抒情或曰主體的自我呈現結合在一起，所以總的說來，詩歌終究要落實到自我這一基本軸線上來。魯迅舊詩最大的價值就在於深刻而細膩地向我們呈現了這位現代思想先驅那複雜的心靈世界。
1912年7月，曾經是魯迅同學、同事的範愛農溺水而亡。消息傳來，給正失望於辛亥革命的魯迅以巨大的衝擊。篤實孤傲的人終於不能容身於世，這本身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征。從中，魯迅仿佛照見了自身的境遇。範愛農之死導致了魯迅獨自踏上人生道路以來的第一個寂寞、孤獨期。在這個時候，他寫下了《哀範君三章》，既哭範愛農，也是對自我人生追求的反顧與前瞻。
其一曰：“風雨飄搖日，餘懷範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詩人在對範愛農人生遭遇的詠歎中，飽含著自己的幾多酸甜苦辣。“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這難道不正是魯迅的人格寫照和人生體驗麼？
其二曰：“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故裏寒雲惡，炎天凜夜長。獨沉清泠水，能否滌愁腸？”顯而易見，這就是範愛農與魯迅共同棲身的生存環境。天下烏鴉一般黑，何處是光明？哪裏是解脫？“獨沉清泠水，能否滌愁腸？”然而，在這樣令人窒息的氛圍中，死就能夠解決問題，獲得安寧嗎？詩人也有所懷疑。
其三曰：“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茗艼，微醉自沉淪。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從範愛農之死揣想自我的人生前程。舉世酩酊，微醉者又奈若何！範愛農曾對魯迅說：“如此世界，實何生為；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波逐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道出的是現代知識分子“自我放逐”的典型心態。範愛農“惟死而已”，魯迅“等輕塵”，這都並無本質的差別。於是，在魯迅沉痛的思索當中，“死”又有了另外的意義：對於一個熱愛生命、反抗絕望的人而言，死固然不是有益的選擇，不是真正的安寧之鄉，但它卻是別無選擇的命運的歸宿——或許，這場人生最大的無可奈何就在於此吧！
以上三個方麵的確反映出了魯迅舊詩的基本心理走向。不甘媚俗的孤傲和由此而生的孤寂是魯迅舊詩的基調。這裏有偊偊獨行的索寞：“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題《彷徨》）有理想的渺茫：“所思美人不可見，歸憶江天發浩歌。”（《無題二首》310614）有淒冷的長夜：“中夜雞鳴風雨集，起然煙卷覺新涼。”（《秋夜有感》）“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鬥正闌幹。”（《亥卒殘秋偶作》）有燥熱的早晨：“唱盡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紅。”（《贈人二首》）他筆下的湘靈也是：“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無餘春。鼓完瑤瑟人不聞，太平成象盈秋門。”（《湘靈歌》）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亥年殘秋偶作》）隻有進入到魯迅那憂憤深廣的內心世界，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那自嘲式的生存態度：在一個長時期“慣於長夜過春時”的社會，一位“挈婦將雛鬢有絲”的女人終究能有多大的力量呢？如果說“鐵屋子”的確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那麼在最後的死滅之前，這位意外驚醒的人無疑是最孤獨的，“夜正長，路也正長”，無可奈何的感慨是他心靈的顫音：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這一首《自嘲》本來意義並不特別晦澀，詩題也足以剖露詩人的心旌，況且《日記》中也對其淵源作過進一步的闡釋：“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以請。”有意思的是，我們的詩評家們竟然長時間地曲解著它的本義而渾然不覺。毛澤東同誌從政治家的角度提出他的意見，這本來無可非議，但後人若囿於此說，又拚命從考據學的層麵去修補論證，恐怕本身就離毛澤東固有的“創造性誤解”太遠了，當然離魯迅本人也就更遠了。對於魯迅這麼一位“任個人而排眾數”的先驅，不被大多數人理解，陷入四麵受敵的孤獨境地恐怕才是曆史的真相；從早年熟視的“看客”到晚年警戒“同一營壘中射來的暗箭”，“千夫”的含義應當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已“運交華蓋”，乾坤非人力所能旋轉，那麼在家庭生活中聊以自慰，熨平受傷的靈魂，不也非常合乎情理嗎？正所謂：“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答客誚》）
由此我想到，當我們以那種義無反顧、所向披靡的政治家的理想模式來規整、衡定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時，是不是反倒扭曲和損害了一位真誠的靈魂，至少，我們實在沒有對他的現代性痛苦付出足夠的體諒和關懷。
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
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
——題《呐喊》
這是又一次“運交華蓋”的體驗。在這裏，詩人“罹文網”、“違世情”、“空留紙上聲”，或許你會挑剔他的頹唐，但是，在無可抵擋的曆史勢力麵前，個人的創造何嚐又不是軟弱的！這其實是真正的唯物主義的現實感，相反，脫離曆史真實的樂觀主義倒很可能是徹底的唯心主義。
當然，魯迅是複雜的，其複雜就在於任何一類抽象了的情感模式都不能完全準確地框架他，他那“粗糙的靈魂”，那多刺而銳利的感情總是能夠最終刺破我們的歸納，顯出桀驁不馴的姿勢——當我們以激昂的革命者的目光驚喜地注視著他，他卻以沉默顯示出心靈深處的創傷，顯示出他在人生痛苦的攢擊之下不堪重負的頹喪；而當我們以絕望者的心境來認識他，卻又見他再一次從苦難中掙紮起來，向絕望挑戰。於是，“運交華蓋”之後他照樣敢於“橫眉冷對”，“慣於長夜”，依然不忘“怒向刀叢覓小詩”。1933年12月，魯迅應燕京大學學生黃振球之請，作《無題》雲：“煙水尋常事，荒村一釣徒。深宵沉醉起，無處覓菰蒲。”荒村釣徒，顯然就是魯迅人生疲憊之際聊以超脫的自況，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位意欲自我麻醉的釣徒終於又在深宵驚醒，再次體會到了“超脫”的短暫與虛妄，於是更深地陷入了無家可歸、任水漂泊的自我放逐中。這一番否定之否定，充分顯示了魯迅那清醒、強勁的自我生命意識，那波濤洶湧、起伏不寧的心靈世界。在這裏，“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無題（340530）》）
魯迅的“入世”與“出世”
從橫眉冷對的錚錚傲骨、憤世嫉俗的社會批判到無可奈何的慨然長歎、聊以自慰的超脫，我們也隱約可以見出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走向，那種在往返於入世與出世之間的躑躅彷徨。這裏潛藏著儒家的功名進取與道家的避世全身雙重基因。舊詩作為與傳統文化親緣關係緊密的文體，較之小說、散文，好像是格外生動地傳達著魯迅的這一集體無意識。
1900年的《別諸弟三首》是目前所知的魯迅最早的舊詩。這個時候魯迅僅19歲，剛剛就讀於南京路礦學堂，尚未接受完整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因而這首“處女作”與我們前文所述的諸多創作不大相同：其命意並不特別複雜，不外是遊子鄉愁（“日暮新愁分外加”）、少年壯誌（“文章得失不由天”）。類似意境我們不難從中國古典詩歌中找到。對照魯迅留日以後的創作，我們或許會把這類早期創作一筆帶過，視為不成熟的試筆之作。——而我認為，這樣一來則可能失去進入魯迅無意識世界的良機。在某種意義上，一位作家尚未接受理性精神鑄造的早期創作往往能暗示出他最習慣的最有典型意義的精神取向，袒露他介入實際人生的態度、欲望與心理；在以後，在理性精神的修飾與強化過程中，原初的衝動可能會得以抑製、變形、組裝，但卻不會消逝，它還將在某些可能的機會裏不斷顯示其隱秘的影響，並最終是在新的創造工程中打上它所代表的傳統力量的烙印。就這樣，文學在奔流不息地發展著，而“原型”也層出不窮，亙古常新。
我認為，魯迅的處女作《別諸弟三首》至少可以給我們兩點重要的啟示：1.魯迅最原初的詩情衝動恰恰是非常中國化的、指向傳統的。2.這種傳統意義的詩情從一開始就具有雙重性：以“鄉愁”的方式向“家”收縮；同時又渴望建功立業，渴望在“萬裏長風”的吹送下向外擴展。在這裏，我們不難找到為中國文人所習慣的進取/全身的雙重烙印。
自然，如此明顯的傳統心理烙印畢竟隻存在於魯迅舊詩的試筆時期。在舊詩創作的成熟期（大致以留日後算起），魯迅的“入世”已經完成了從“興業”到“立人”的革命性轉換，正如我們在前兩部分所闡述的，再難以純粹傳統的諷喻精神來加以概括了。不過，我感到，避世全身的人生態度在以後的魯迅那裏依然得到了較多的保留。
如果說在對人生本質性的恐懼的層次上誕生了全人類共同的“出世-入世”選擇，那麼這在中西方卻大有不同。在中國，兼濟天下的儒家與獨善其身的道家就其實質都沒有脫離於“世”，隻不過是對“現世”的不同的追求方式——或者是擴展的自我，或者是收縮的自我；在西方則表現為對現世生命的放縱、投入和對純淨的超世俗的精神價值的追求（宗教）。事實表明，包括魯迅在內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入世”這一向度上較多地汲取了西方文化對自我生命的肯定，也因此較多地超越了傳統文化的功名觀念，但是，在“出世”這一向度上卻始終沒有成為西方基督教的真正信徒。盤踞在這一層麵上的觀念依舊受到了傳統道家精神的浸潤。魯迅就公開講，他中了“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於是，在魯迅人生歲月中最煩惱、最蒼涼、最疲乏的時刻，他想到的就是“玩玩”、“改掉文學買賣”。在他舊詩作品中也多次出現“醉”境，意欲“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自喻是“荒村一釣徒”，向往著自由與逍遙：“何似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