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目光僅僅停留在作為子君性格表層的溫柔體貼、勤勞善良等“中國婦女美德”這一層，而不是透過這個表層發現更深處的各種潛在心理，便不能理解子君與涓生的愛情悲劇。歸根結底，子君“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卻並未自覺”，甚至她初戀時的果敢，也“是因為愛”。涓生的這些認識是清醒的。
如果涓生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知識分子，那麼他對子君這個盡心盡力的家庭主婦當是相當滿意的。可惜他不是，他有的是作為一個現代男性的生活理想。最使他快樂的不是子君的百依百順和無微不至的體貼，而是昔日破屋裏愉快的人生藝術交談，是昔日“衝突以後的和解”，他的生活理想是如此，他希望這種現代的開放的生活方式能夠充溢他們的小家庭。所以，當“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時，他隻能是失望中的痛苦，痛苦中的失望。綜合全篇，涓生對子君的情感線索是：帶有幻想的初戀——婚後的感情停滯——由隱而顯的失望——遺棄。
說涓生在與子君的初戀中帶有較多的幻想（理想化）成分，這對於理解涓生複雜的內心世界和這場悲劇的必然性都有幫助。
（1）涓生是在壓抑沉悶的生活環境中愛上子君的。小說交代會館的環境是偏僻的破屋、寂靜的空虛、破窗、半枯的槐樹和老藤、敗壁，生活於其中的涓生是太需要有一個感情的補償了！同樣的，當涓生與子君離異後又不得不重新陷入這種生活時，那種真誠的懺悔，一方麵是出於他作為新知識分子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麵也很可能包含一種同樣存在的感情補償心理。
（2）涓生愛的主要是一個單純、天真的子君，——每當涓生一想起子君，出現在他眼前的形象便是這樣，既純潔無瑕又柔弱可愛。聯係第一條生活環境，他當時在感性上更是需要一個溫柔體貼的妻子，這樣，他在對子君內在世界的分析上，就難免存在理性的修飾和“幻象”。
婚姻使“幻象”消失，涓生的失望是相當大的。於是他感歎道：“人是多麼容易改變嗬！”
涓生同樣是一個剛剛從傳統中掙紮而出的知識分子，他倫理道德層次上的封建意識相對鏟除得比較幹淨，但是，同樣是作為無意識的部分又怎麼樣呢？我們認為，由於男性一貫處於比較開闊的社會聯係之中，在容納新的信息改變舊有結構方麵，就某種意義而言很可能優於女性。但是，誰又能說現代世界的男性在無意識領域中沒有將自己置於女性之上，將自己置於主動擴張地位而置女性於被動壓縮的地位呢？今日的西方社會不是仍然存在種種的性別歧視嗎？對於涓生，這種心理則表現為他總是不自覺地自上而下地看待子君——理性上，他要求子君與自己有共同的生活情趣，怨子君“什麼書也不看”，而在無意識中，又不能將自己與子君放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從而做到心與心的交流、溝通；對於子君的怯弱，他不能從心理上進行充分的體諒，而是站在一個男性的台階上近似嘲笑地說，人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著很深的影響。無意識的不平等觀使涓生縮短與子君的距離成為不可能，而理性上的距離便越來越大，以致最終關係破裂。
從當時黑暗的社會環境對少數孤立的覺醒者的沉重壓力這個方麵來理解《傷逝》，自然也是不錯的。試想，如果沒有這種封建意識濃厚的社會迫使他們進行既定的角色認同，子君、涓生不就可以自由發展個性，進行人的自然的性愛生活了嗎？但是，若是僅限於此，就還略嫌有些籠統、片麵，也如本文第一段所述，與作品重心及魯迅滲透在字裏行間的微妙情緒有些抵觸，比如涓生就已經分明地說過：“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
也有以“個人解放離不開經濟獨立”來解釋《傷逝》，並且引用魯迅《娜拉走後怎樣》、《關於婦女解放》等文加以證明。其實，這也是比較片麵地去理解魯迅先生關於婦女解放的論述。在《關於婦女解放》一文中，魯迅的論述過程是這樣的：
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必須地位同等之後，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歎息和苦痛。
魯迅先生意思很明白，經濟權並不是目的，而隻是實現社會地位平等的手段。而我們已經知道，社會地位的平等是實現心理平衡、個性解放的關鍵。從外在因素而言，子君、涓生的心理差正是由於其長期的社會地位不一樣。也基於勞動是達到社會地位手段的認識，恩格斯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
我們認為，也隻有把分析深入到人性的複雜內核，才能夠更為深刻地理解《傷逝》的悲劇深度和與之相關的藝術特征。如果說，某些社會環境的壓力還可以由外部條件的變化而有所緩解的話，人性自身的沉重的積澱卻很難清除了。最沉重的悲哀莫過於人性自身的悲哀。
我的老師王富仁曾說過：“魯迅小說則不但有性格小說的特質，而且更多心理小說的因素，呈現著現實主義向現代主義小說過渡期的很多特征。”的確，若從對人自身的悲劇這一角度思考，《傷逝》呈現的現代主義色彩和心理小說特征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此外，從人性結構方麵來理解《傷逝》和其他魯迅小說也便於更精確更有效地把握魯迅先生的創作心態。因為作家的主體創造心態總是滲透在各個複雜的立體的人物精神領域之中的，這一問題至今鮮有人涉足，而且言說多還不能令人十分滿意。
最後要說明的是，《傷逝》對這一現代世界的不可避免的悲哀的揭示並不與《呐喊》、《彷徨》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總體意義相矛盾。恰恰相反，這是在一個更為深遠、更為廣闊的角度剖析了中國傳統意識對個人的沉重負載。沉重得一人一世、幾人幾世都難以掙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