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西比較文化的角度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無疑是抓住了20世紀中國的基本生存特點，而同樣置身於中西文化衝突的中國現代作家，又是什麼因素影響著他們在具體的選擇上呈現的千差萬別呢？當然，這源於作家個人的家庭生活、個性氣質與教育經曆，不過所謂出生、個性與教育也仍然受到了特定的文化規範，這就是作家鄉籍所在地的區域文化（亦稱地域文化）。從區域文化的視角認真探究作家的藝術個性是對中西比較文化視角的有益的補充，是深化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途徑之一。
比如，我們注意到，同樣作為20世紀新文學的先驅，郭沫若這位來自巴山蜀水又始終對故鄉的自然環境、人文傳統滿懷深情的川人與魯迅、茅盾、老舍等他省作家都毫不重複，他的熱情、激進和青春的朝氣與魯茅老等人的謹慎、持重對比鮮明，甚至也與創造社同仁鬱達夫色調不一，郭沫若有的是李白式的自由瀟灑、蘇軾式的通脫豪邁，而鬱達夫則更接近於吳梅村的沉著深婉、黃仲則的沉痛辛酸，在這些比較中，區域文化的潛在意義似乎已經依稀可見了。
郭沫若與巴蜀文化，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展開的題目。
郭沫若的巴蜀情結
文化對人的規範是通過人對文化的適應和接受來實現的。郭沫若22歲東出夔門，在此以前，22年的人生已經將他與故鄉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傳統深深地熔鑄在了一起，在此後是長達65年的悠悠歲月，但無論走到哪裏，無論在什麼時候，郭沫若對四川的感情都是毫不掩飾的。他讚美四川的山川風物、鄉風民俗，傾慕四川的先賢名宿、道德文章，追憶自己在四川度過的難忘的時光。
1928年三四月間，流亡日本的郭沫若身染疾病。疾病讓他從數年來的亢奮中暫時安靜下來，進入了對故鄉和童年的追憶，盡管他自稱童年是埋在“黑暗的石炭的阬底”，但人們卻很容易從中讀出他對故鄉的種種美好的感情。回憶一開篇就提到了故鄉嘉定在鄉土誌上的美名“海棠香國”，提到了“綏山毓秀，沫水鍾靈”的古語，他說：“盡管是沒有甚麼古跡名勝的沙灣，但它全體的印象比較起鄰近的村鎮來，總是秀麗的，開朗的。這自然是因為街道整齊新穎，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較適宜的原故。”不僅沙灣小鎮是秀麗、開朗的，整個的四川都是廣闊而膏腴的：
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們的背後漸漸低遠下去，漸漸淺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縣治，便全部消滅在天空裏去了。由此以後的兩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圍四際遠望，無論在那一方麵，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兒山影！我們在這兒可以想象一下罷。請以成都為中心，以三四百裏路的距離為半徑，向周圍畫出一個圓形來。四川的盆地大約就是這個樣子。因為是廣闊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從古以來四川號稱為“天府雄區”。
郭沫若作為一個四川人的自豪感在這裏是溢於言表了，難怪他在為來華的泰戈爾“導遊”時，最終是將行程引向了巴蜀：“他如能泛大江，遊洞庭，經巫峽，以登峨眉青城諸山，我國雄大的自然在他的作品上或許可以生出一些貢獻。”也難怪他還在1961年反李白之意作《蜀道奇》。詩歌古今貫通，縱橫揮灑，極盡誇耀之能事：“海水傾泄出平蕪，土壤膏腴成天府。”“水道似星羅，城市如棋布。”“秦時太守李冰鑿離堆，都江古堰展如梳。灌溉成都平原四百餘萬畝，不與江南魚米之鄉殊。”
正因為郭沫若對四川的山川風物一往情深，所以在他剛剛離蜀客居他鄉的時候，似乎總是以家鄉為標準，對異地說長道短。在北京，除了那“深高得不可思議”的藍天外，郭沫若並沒有獲得多少美好的印象。心底既然有了巴蜀的秀麗，北方的荒涼“不免要喚起墳墓的聯想”。那麼，風光如畫的江南呢？郭沫若仍然認為江南多磚少木的房屋“又小又黑暗，在我看來怎麼也像是墳墓一樣”，“這江南地方的城牆也沒有壯美的觀感。四川的城牆大抵是用紅石砌成的，決不像這江南地方的一些灰色磚塊的頹垣”。“天下山水之冠在蜀，蜀之勝曰嘉州”（邵博《清音亭記》）。顯然，巴蜀人的這種審美標準深深地影響著郭沫若。
對於故鄉的文化傳統，郭沫若也是念念不忘，津津樂道的。登臨嘉定淩雲山，他信口吟誦鄉賢的詩句，尋訪蘇軾、郭舍人的遺跡，他興致盎然：“在那澄清的空氣中”“有追步蘇東坡之感”，他讚歎巴蜀文化的古老：“巴蜀由來古，殷周已見傳。”遙想曆史的燦爛輝煌：“文翁治蜀文教敷，爰產揚雄與相如。詩人從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蘇。鞠躬盡瘁兮諸葛武侯誠哉武，公忠體國兮出師兩表留楷模。”遊曆外省他鄉，但凡有川人的遺跡或傳說，郭沫若總是倍覺親切，反複講述。遊溫州甌江，他想起了宋代的清了和尚，遊安徽采石磯、黃山，濟南大明湖，他想起了李白，遊浙江蜀山，海南海口儋縣，他想起了蘇軾。李白是郭沫若一生中最為喜愛、論述得最多的幾個古代詩人之一，“至於唐代的幾個詩人，我比較喜歡李白”。“在中國古代詩人中，博得人們廣泛愛好的，恐怕要以李白為第一人吧？”
對四川山川風物及文化傳統的依戀和讚美都表明了郭沫若與四川這一生存環境建立了某種適應性，盡管他也不滿於四川的遲滯、閉塞，“嘉定那樣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羈留的”，繼而“景仰歐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滬”，希望衝出夔門，但是，“到這些地方去應該學甚麼，究竟有甚麼好學”，當時的郭沫若又“毫無明確的意識”。這就從情感上注定了他將會與自己的故鄉保持著內在的聯係，他已經並且還將繼續接受巴蜀文化的滋養。當新婚出遊的郭沫若在母親的淚眼中吟出“難忘江畔語：休作異邦遊！”當初出夔門的郭沫若猛然泛起這樣的鄉愁：“我自己住在夔門以內時隻因為對於現狀不滿，天天在想著離開四川。”“但一出了四川，外麵的情形卻不見得比四川進步得怎樣。而在種種的觀感上，反在不識不知之間引起了對於故鄉的孺慕。故鄉是要更美麗一點，故鄉更少外來的刺激，故鄉似乎更可以有為。”當留學海外的郭沫若——愛牟不知不覺也會自言自語：“我們四川的山水真好”的時候，我們可以分明地感到巴蜀文化的磁力。
郭沫若適應、接受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精神也大大地影響了郭沫若的思想性格與文學選擇。
好勝與靈活：地域性格的凸現
郭沫若思想性格中有兩個特征最是引人注目，其一是爭強好勝，其二是靈活善變。好勝的郭沫若“凡事都想出人一頭地，凡事都不肯輸給別人”。學生時代他的放任、貪玩和總是名列前茅的成績相映成趣，這樣的對應又加強了他在放任中的爭鬥性格。校內大鬧學潮，反抗師長，校外惹是生非，衝撞袍哥大爺，“這在當時的學生界是最流行的風氣。而我又差不多是十處打鑼九處在的人”。走上文壇，他多次公開地將自己與古今中外文學大師相提並論，將自己的著作與世界名著等量齊觀，向當時的文學先驅挑戰。他曾自比為屈原，也曾自比為歌德，他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稱作是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他向胡適挑戰，同魯迅、茅盾論爭，宣判過老一輩的“封建”和“過時”，當然也被不少人譏為有一張“狂妄”的“創造臉”。他興趣廣泛，除文學創作外還涉足古文字、曆史、考古諸學科，而且在這每一個領域裏都勇於“翻案”出新，成為一代大師。甚至在遊曆山川名勝的時候，也不忘“重評”這些地區的文化傳統，顯示自己獨立思考的與眾不同的見解。比如60年代郭沫若登泰山，剛到山腳的岱廟，便賦詩一首，調笑孔子和杜甫：“秦刻殊非古，泰山不算高。隻因天下小，遂使仲尼驕。工部尤堪笑，浮誇徒自豪，何嚐青未了，但見赤無毛。”後來登上泰山後，郭沫若又感到“我的看法又從消極方麵過分誇大了”，於是，“實事惟求是”地將原詩加以修改，承認“人功方峻極，綠化到山椒”，但仍然堅持認為“磴道七千級，泰山不算高。隻緣天下小，遂使仲尼驕。”
郭沫若在創作趨向、學術研究、人生道路、政治思想等方麵的靈活多變也是眾所周知的。就詩來看，按他自己的說法：“我的短短的做詩的經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太戈爾式，第一段時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詩是崇尚清淡、簡短，所留下的成績極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這一段時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詩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紀念的一段時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熱失掉了，而成為韻文的遊戲者。”就文藝主張來看，早期的郭沫若認為“文藝是出於自我的表現”，“文藝的本質是主觀的，表現的，而不是沒我的，摹仿的”；1926年的郭沫若卻認為，“我們對於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要根本鏟除，對於反革命的浪漫主義文藝也要取一種徹底反抗的態度。”在學術研究方麵，郭沫若不斷自我調整，比如他在40年代貶斥秦始皇為一位空前的大獨裁者，實行“萬世一係的人”。在50年代又較多地肯定了秦始皇“整齊思想、統一文字”等功績，進而對“焚書坑儒”這樣的極權主義手段也予以讚同。獻身藝術的詩人-放棄小我的革命活動家-自甘寂寞的傳統文化研治者，這頗不相同的人生境遇，都有趣地呈現在了郭沫若的人生道路上。或者亦如有的論者所說：“詩人的自由與政治家的責任便在兩個不同的空間展示了郭沫若生活的兩條軌跡。在感受到一個劇烈的社會變動即將到來的時候，他可以毫不猶豫地放棄‘牧歌的情緒’，告別‘幻美的追尋’，但經曆了一番鐵馬戎戈的生活之後，他又感喟著要把失落的自然抓回來。”在政治思想上，郭沫若當然是向往革命，擁共反蔣的，但隻要是“時代的需要”，也可以最迅速地調整立場，而且調整得比別人還要“規範”。比如，抗戰時期擔任了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就能在一切公開場合表現著對委員長的恭順，而這種恭順的姿態在其他的同誌似乎還難以做到，尤其是當他演講時，提到蔣委員長之名時，立刻“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