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而言，無論是爭強好勝還是靈活多變都無甚奇怪。進取心大概是每一個“入世”者都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像郭沫若這樣反叛舊文化的現代知識分子，沒有必要的好勝心和榮譽感，他們很難鼓起抗爭的勇氣，很難在一個新的曆史層麵上自我確認、自我發展，也將很難從麻木、沉滯的傳統生存方式中超越出來。魯迅不也有“橫眉冷對”的錚錚傲骨，胡適不也講過為了真理，應“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聞一多不也想成為“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的健將。至於思想性格上的靈活多變，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空虛”體驗有密切的關係。當傳統文化的弊端已經分明地呈現了出來，新文化須得首先從西方文化的發展中汲取營養，中西文化的參照衝突實際上便造成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空虛”體驗。所謂空虛是指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失望和虛無感，由文化的空虛體驗合乎邏輯地派生出了中國知識分子不斷調整、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以迅速建立合乎世界潮流、時代要求的新文化的急切感。於是，靈活多變也就成了中國知識分子敏捷地回應世界潮流、時代要求的生動表現。考察中國現代作家的人生曆程，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每一個作家都經曆過多次的自我蛻變和思想調整。
那麼，在普遍性的思想取向中，郭沫若式的爭強好勝和靈活多變還有什麼與眾不同呢？這種不同與他所適應所接受的巴蜀文化的關係如何？
我認為，郭沫若的與眾不同在於，他的爭強好勝之中包含著一種對自身生存狀態的確信甚至是自得，而這種爭強好勝本身也更帶有一種顧盼自雄的“外顯”性；在思想的靈活多變裏，郭沫若更有一種少見的通脫和坦然，他似乎從來沒有因為這些變化過程中的矛盾鬥爭而痛苦。正是在這兩個“與眾不同”之處，巴蜀文化顯示了它的意義，是巴蜀文化精神對個人的規範構成了郭沫若區別於其他區域作家的“與眾不同”。
巴蜀人是爭強好勝的，爭強好勝的根基在於巴蜀人對“天府之國”的自得之感，對本地域“地大物博”的躊躇滿誌。正如郭沫若所感到的那樣，巴蜀是一個“巨大”的盆地，其中囊括了平原、高原、丘陵、山地、草原等幾乎所有的地理風光，既有南方的青翠秀美，又有近似於北方高原的闊大深厚。多種的地理條件又孕育著多種資源，可以說，除海貨以外的絕大部分物產，在巴蜀都可以找到，其他省份的確很難比擬。我們常以中國“地大物博”自詡，其實，真正“地大物博”的區域在四川，巴蜀盆地仿佛就是一個縮小了的精致的“中國”。於是，在曆代的巴蜀作家眼中，天府之國的風光和富庶都格外值得誇耀。當唐玄宗避難成都，李白就無比自豪地寫下了《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有雲：“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蘇軾在陝西任上還親切地回味著故鄉眉州的踏青盛況：“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鳥鳶馴。”（《和子由踏青》）在前文所引的郭沫若對家鄉的描述中，我們也不難領略到這樣的自豪。在那些出蜀的川人身上，自豪感格外的明顯，他們會不自覺地以蜀中的富有和充實來比照外省的某些不足，並不無挑剔。這時，對“天府”的自得就轉化為對自我生存經驗的標榜。郭沫若和陽翰笙、林如稷、陳煒謨、何其芳等人都不約而同地感歎北方的荒涼，追念巴蜀的清秀，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一古老的生存經驗對現代人有著怎樣的影響了。在郭沫若種種的誇口、挑戰和“翻案”出新的背後，包含著他對自身人生經驗、學術經驗無比的信賴。不是嗎？郭沫若敢於“懷疑一切”，敢於在一切領域自我表現，但似乎很少懷疑過他自己，也沒有因為表現自己而陷入自我認識的迷茫。而這又正是他與魯迅、鬱達夫、聞一多等個性主義者的根本差別。
爭強好勝也來自於巴蜀作為儒家文化邊緣區域的某種放任和桀驁。巴蜀處地偏僻，受封建正統的儒家文化的影響相對較小，較之於中原、齊魯乃至江浙，巴蜀人逸出儒家道德規範，表現出某種未馴之態的時候更多。對此，許多曆史典籍都有記載，《漢書·地理誌》謂之“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譏刺”，《隋書·地理誌》稱此地“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清人張澍《蜀典》雲：“州中風俗，其家富裕者早分諸子。其父分食諸子，按月計日，不肯稍逾期。”儒家文化對個人心性修養的一係列要求諸如“安貧樂道”、“文質彬彬”、“韜光養晦”等等顯然也很少對這些“邊緣人”產生規範作用。相反，方頭不劣、恃才傲物才是巴蜀居民的典型性格。巴蜀知識分子大都爭強好勝，而爭強好勝又是“外顯”式的，即通過一係列的言語、行動不斷向社會和他人顯示自己的傲岸和強悍，通過有意識的“出格”來自我宣示。陳子昂馳俠使氣，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雍陶“矜誇”自負，蘇舜欽“蹇若傲世”，蘇轍有“狂直”之名，逆境中的蘇軾“形容雖然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蘇軾《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韓駒自詡“筆回造化天工怒，胸包今古時人愕”（韓駒《葺春軒》）。郭沫若也曾在他的自傳中談到了學生時代因受警告而產生的心理反應：“自從遭了一次斥退之後，我的性情愈見有意識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麵發展。”“這樣的想念怎麼也離不掉我的心坎。我愈見懶，愈見散漫，愈見驕傲。”逆反心理固然是青年人的普遍現象，但無論怎樣的人生境遇（包括挫折）都加強著自身對外在的“驕傲”，這倒更是顯出了巴蜀人的性格。在另外一個地方，郭沫若又寫到了五嫂對他一張畢業照的感受：“我笑你那矜持的樣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層。你看你，把胸口挺著，把頸子扛在一邊，想提高你的身子。”連照相都竭力比別人高出一頭，這真是郭沫若“外顯”式爭強好勝的生動寫照。難怪郭沫若說：“我隱隱地佩服她，她好像讀破了我的心。”相比之下，我們也可以感到，像魯迅、胡適、鬱達夫等同樣主張著個性主義的“五四”作家，他們的好勝心和榮譽感要“內向”得多。魯迅的待人接物是謙和的，他的“傲”在於“骨”而不在於“皮”，在於思想而不在於行為，同時，他也並不滿意自身的生存狀態，懷疑過自己的生存經驗甚至自我本身。作為學者的胡適是謹言慎行的，鬱達夫更有一種深刻的自卑感。僅就個人的心性修養來說，儒家文化對魯迅、胡適、鬱達夫的約束是要比郭沫若大。這也難怪，魯迅、胡適、鬱達夫等人是在一種濃厚的儒家文化圈中長大，承受著頗為嚴格的儒學傳統教育，而少年郭沫若所在地的儒文化氣息卻比較淡薄，作為“邊緣”居民的父母，對他的管束要開明、放任得多，“像魯迅在散文《五猖會》中所敘述的那樣，臨去看戲還要被逼著背誦《鑒略》的事，在郭沫若是沒有遇見過的”。正是從童年時代起，地域文化開始了對個人的影響。
郭沫若是多變的，多變說明了他麵對著一個內涵豐富的不斷發展的時代，當魯迅、聞一多這樣的作家因為多重文化的衝突而輾轉彷徨之時，郭沫若卻依然是自如而平靜的，他並不是沒有接觸到異樣的聲音，而是總能將“異樣”與過去的經驗相比附，以求“豁然而貫通”；他也不是沒有感受到人生的矛盾，但更習慣於在“調和”中消除衝突，恢複固有的平衡。這就是通脫。中國傳統文化儒道互補的格局已經為中國人的積極入世與灑脫出世做了最好的準備，“兼濟”與“獨善”的自由過渡就是我們司空見慣的通脫；隻是在不同的區域，通脫為人所接受的程度有所不同。相對而言，中國北方人是執著而固執的，不夠靈活，不夠通脫；中國南方人則要靈活、通脫得多，而在南方人中，又以巴蜀人的靈活、通脫為甚。這是因為，巴蜀地區生活著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出於適應生存環境的需要，巴蜀移民不得不靈活，也不得不通脫。
“天下未亂蜀先亂”，曆史上的巴蜀戰爭頻繁，為了彌補戰事所造成的土地荒蕪、人口銳減，這裏曾有過多次的移民活動。除少數宦遊者的遷徙外，大規模的移民至少就有元末明初及清前期兩次。最近的一次是清前期“招民插占”政策。據說到了嘉慶中期，“川省人口中的移民或移民後裔至少占85%”。而在此以前的很長的曆史時期內，真正蠶叢、魚鳧的後裔恐怕也是很難找到的，在這裏，真正是“五方雜處，俗尚各從其鄉”。移民活動的本質在於為了生存而自我調整，它部分地改變了中國人“安土重遷”的觀念，在變化中建設新生活，移民們需要不斷地分析、判斷新的生存環境，及時地作出自己的選擇，靈活敏捷，將所有的變化都看作生存的必然而坦然待之，這就是移民的性格。當移民逐漸成為了巴蜀社會的主幹，移民式的靈活與通脫也就成了巴蜀人的基本性格。在西漢揚雄看來，楚人屈原過於迂執偏激了，為此，他特有《反離騷》，惋惜屈原不慕許由、老聃之行，守道全身，其實，中國人生理想日趨功利化這正是當時的“趨向”，揚雄此舉正是乘時而動的通脫！三國的譙周有“碩儒”之譽，但並不偏執於儒學信條，而以史家的目光分析形勢，反對蜀漢王朝為恢複漢室而窮兵黷武，在魏蜀決戰中，又力主投降，這可以說是政治策略上的靈活通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巴蜀學術思想史上，也出現過大量的關於“變化”的論述，唐代趙蕤提出“隨時變通，不可執一”（趙蕤《長短經·時宜》），北宋蘇軾以“流水不腐，用器不蠱”來解釋《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蘇氏易傳》卷1），南宋魏了翁以“變通”來說明曆史的發展，元代虞集認為“一動一靜，互為體用”，“萬事萬變”（《學古錄》卷38），明代來知德認為“陰陽無定位”，“理亦無定位”（《來瞿唐先生目錄·省事錄》），清代唐甄闡述過“一刻之間，萬生萬死”的觀點（《潛書·有歸》）。其中，清末廖平學術思想的“六變”最是聞名，為了適應時代的變遷和西方文化的衝擊，廖平學說不斷地花樣翻新，一變再變，他自己也引以為榮：“為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每變愈上，不可限量，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也”。曾任四川學政的張之洞就此認為：“蜀中人士，聰明解悟，向善好勝，不膠己見，易於鼓勵，遠勝他省。”